我国贿赂罪的立法不足及完善
伊 毅
(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63)
摘要：“贿赂”，是贿赂罪的犯罪对象，现行刑法将贿赂罪的内容仅限定为财物，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遇到许多以非财物性利益为内容的贿赂犯罪案件，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由于法律对此无明文规定，使这部分贿赂犯罪成为法律上的漏洞。笔者认为应扩大贿赂罪的内容范围，以适应我国当前形势所需，弥补法律漏洞。
关键词：贿赂，现状，构建
一、 我国贿赂罪的立法现状
关于贿赂罪，我国刑法仅规定了受贿、行贿、介绍贿赂等三种形式，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子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以行贿论处。”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按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贿赂就是行为人收受或索取的财物，立法将贿赂罪的内容仅限定为财物，这是很明确的，这也是关于贿赂的财物说的观点，其认为贿赂仅指金钱或可以用金钱计算的财物，而不包括其他利益。但对于仅规定财物是贿赂，刑法学界的多数人历来认为不妥。[1]
二、 我国贿赂罪的立法缺陷及危害
综合关于“贿赂”的不同观点，主要有财物说、物质利益说、需要说三种观点。我国将贿赂罪的内容仅限于财物，排除了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造成立法的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许多非财物性利益为内容的贿赂案件，也往往造成较严重的危害，却由于法无明文规定，使之逃脱法律制裁。
索取或收受其他非物质性的利益，与索取、收受财物在本质上没有差别，主观上，都有犯罪的故意，都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这一客体，客观上也造成严重的后果。索取、收受非物质性利益，有时可以直接转化为财物或者比财物的价值更大，其社会危害性也更明显。
与财物无关的非物质性利益，如升学就业，招工指标，提供职务，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等，不能成为贿赂的对象，没有全面反映贿赂犯罪的现实状况。在我国由于法治环境不健全，以至贿赂罪广泛蔓延，纵深扩展，不仅犯罪数额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多，层次越来越高，而且贿赂的内容范围也不断扩大，手段越来越高明。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腐败犯罪分子并不仅仅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越来越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当前贿赂犯罪由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尤其是性贿赂成为当前贿赂犯罪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政治经济的交易中显得特别灵验。在某些情况下，性贿赂可以得到财物贿赂根本得不到的利益和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性贿赂的危害，有时甚至远远超过财物贿赂。在司法实践中，被揭露惩处的贿赂犯罪分子中，不少有性贿赂的问题。据报道，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贿赂案件中，被查处的官员百分之百的包养“二奶”。
由于历史、社会、个人等原因，目前，在我国性贿赂等非物质性利益贿赂犯罪具有广阔的市场和极大的危害性，既破坏廉正建设，社会稳定，又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而且还腐蚀社会空气。
把贿赂局限于财物，不仅阻碍了司法机关对贿赂罪的惩治与防范，而且极大的延缓了我国反腐败的国际化进程。不利于惩治，控制和预防实际生活中的贿赂犯罪，不利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是越来越多的人钻法律的空子。有的人非法获取他人提供的各种非物质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却因接受的不是财物而未受到应有的处罚，难以平民愤。
三、 完善我国贿赂罪的必要性
（一）将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与国际通行的立法惯例不符
贿赂犯罪一直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和急需有效治理的问题。国外许多国家在在扩大贿赂犯罪主体范围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扩大了贿赂犯罪的内涵外延,即均将“非物质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1915年，日本一法院判定，异性间的性交也可能成为贿赂罪的目的物，奠定了“性贿赂”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又如德国刑法典将受贿对象规定为“利益”，当然包括非物质性利益；丹麦刑法典规定为贿赂或其他利益；罗马尼亚刑法典规定为金钱、有价物、其他利益；意大利刑法典规定为金钱或其他利益；瑞士刑法典规定为贿赂或免费利益；泰国刑法典规定为财物或其他利益；加拿大、奥地利刑法典均将非物质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可见各国对“贿赂”既指财物性利益，也包括其他利益，即除财物外一切足以供人需要或满足人们欲望的有形或无形利益。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也有这样的立法先例，台湾，香港对贿赂犯罪范围规定也包括一切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有形与无形利益，比我国刑法仅限财物的规定范围广泛得多。实际上，我国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就有“非财产性内容”的规定。其22条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行贿……。”这里的“其他手段”，应理解为不仅包括财物，而且也包括非财产性的利益、要求或欲望，等等。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贿赂罪的内容排除了非物质性利益，将贿赂犯的对象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的做法，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刑法中已很少见。因此，我国应顺应世界打击贿赂犯罪的立法趋势，借鉴国内外合理的立法模式，将贿赂犯罪的内容扩大到“财物或非物质性利益”的范围，弥补我国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缺陷。
（二）惩治非物质性贿赂犯罪符合刑法的谦抑性
所谓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少的支出——少用甚至尽量不用刑罚（而用其他的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也就是说当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抑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即通过刑事立法将其规定为犯罪，处以一定的刑罚，并进而通过相应的刑事司法活动加以解决。因此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刑法机制的运作要同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的不可避免性。首先，非物质性利益贿赂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例如性贿赂，一旦既遂，具有多次为行贿者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危害社会的特征，在某些情况下，财物达不到的目的，性贿赂往往可以达到。性贿赂手段隐蔽，不留痕迹，导致权力变质，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性贿赂的社会危害性和持续性要超过财物贿赂。而且近年来性贿赂已经呈蔓延扩大趋势。性贿赂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违法行为的范畴，已对整个社会秩序构成了严重的、现实的破环，是一种明显、严重的蔑视社会秩序的行为。性贿赂等非物质性利益贿赂犯罪未纳入刑法调整范围，是刑法的迟钝和无为的反映。其次，由于非物质性利益贿赂的隐蔽、不易证明性，普通的调查手段（纪检、监察的调查方法）已无能为力。将其提升为犯罪从而可以动用刑事侦查手段来收集证据，就能够较为容易的突破案件。非物质性利益贿赂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它手段的调整已不足以抑制其危害的发展，所以必须用刑法来加以调整。
（三）扩大贿赂罪内容是我国发展形势所需
我国目前处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贿赂犯罪必然会出现各种新的形式新的特点。在古代“贿赂”确实是仅指金钱和财物的，但它同我国的其他文字一样，是可以在历史的发展中被赋予新的含义。如果我们固守陈念，仍认为贿赂只能指财物，就必然放纵许多狡猾的犯罪分子，让其钻法律的空子，不利于惩治遏制贿赂犯罪和打击反腐败。
时至今日，由于经济的日益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需要也随之发生变化，不会仅仅满足于物质上的享受，而去追逐非物质性利益。正因如此，非物质性利益贿赂犯罪有极大的生存空间，目前，以提供性服务、高档娱乐消费、出国旅游或给予高档房屋居住权等等名目繁多的贿赂犯罪愈来愈多，这说明贿赂的内容外延及其对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的改变而改变并日益扩大，这种需求以多样性和层次不断变化性，也决定了贿赂内容手段方法的多样性，复杂性和隐蔽性。以往那种以权钱交易为主的贿赂已被权利交易、权性交易等所取代，传统的贿赂犯罪的内涵、外延上已无法涵盖今天贿赂犯罪的众多形式，贿赂罪对象仅限于财物，无法适应当今惩治打击贿赂犯罪的需要了。
四、 完善我国贿赂罪的立法构建
任何一种贿赂行为，不管其交易的对象是财物还是非物质性利益，也不管行为人在客观方面是被动收受还是主动索取，都必然危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国家机关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威性，这才是贿赂罪的危害实质所在。非物质性利益为内容的贿赂犯罪行为其实质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应将其归于贿赂罪的客观对象范畴。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中贿赂的范围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综合考虑。从理论上来说，贿赂的范围应当与贿赂罪的性质保持一致。传统观念中贿赂的确指金钱和财物的，但它同我国的其他文字一样，是可以在历史的发展中被赋予新的含义。正如我国刑法界有人指出，不能把一般文字意义中的贿赂的含义固定化，绝对化。因此，应认为一切能满足受贿人各种生活需要和精神欲望的财物、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都应认为是贿赂，把财物以外的其他不正当利益排除在贿赂的范围外，确实与贿赂罪的性质矛盾，也不符合贿赂罪的实际。因此应将贿赂罪的内容扩大到非物质性利益。
比照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罪的规定，可将贿赂罪定义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利益或非法收受他人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利益的，是行贿罪”。
将刑法中贿赂犯罪的对象“财物”扩至“利益”，虽然有的学者认为若贿赂罪的客观对象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将存在诸如调查取证难，确定量刑标准难等执法问题，非物质性“其他不正当利益”与拉关系，走后门，一般性的以权谋私等不正当之风和一般违法行为无法划清界限。就量刑来看，如果只有非物质性利益，没有任何财物或可以折算成货币的物质性利益，也无法比照贿赂罪处罚。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在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属于犯罪行为时，以这个行为的内容是否容易把握，是否难以取证，难以定罪量刑为标准，是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在界定贿赂罪的对象范围时，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可行性是应该考虑的因素，但根本上还是要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将贿赂罪对象扩大到一切利益，虽然法律适用中会出现一些困难，但可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得以解决。
当前形势下，为加大对贿赂罪的打击力度，将贿赂罪的内容扩大到“一切利益”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１］胡驰.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罪界限与定罪量刑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２］刘光显，张泗汉.贪污贿赂罪的认定与处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
［３］赵建平.贪污贿赂犯罪界定与定罪量刑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４］陈立,黄永盛.刑法分论[M].厦门.厦大出版社 1998
［５］金卫东.应设立“性贿赂罪”[J].刑事法学.2001.4.
作者：伊毅，武汉理工大学人文社科系2001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关于批转市卫生局《南京市病毒性肝炎防治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江苏省南京市卫生局
关于批转市卫生局《南京市病毒性肝炎防治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卫生局
第一条 为有效地预防、控制和降低病毒性肝炎的发生和流行，保障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实施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病毒性肝炎（以下简称肝炎）分为甲型（ＨＡ）、乙型（ＨＢ）、丙型（ＨＣ）、丁型（ＨＤ，即8肝炎）和Ｅ型（ＨＥ）。
第三条 市、区（县）政府领导辖区内肝炎防治工作，制定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市、区（县）卫生行政部门主管辖区内肝炎防治管理。市、区（县）卫生防疫机构承担管辖区内肝炎的防治、监督监测，疫情调查处理、分析上报和进行业务指导。各级医疗单位承担肝炎诊治、隔离消
毒和疫情报告。
文化、教育、新闻等部门应当运用多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向群众宣传肝炎防治知识，指导做好饮食、饮水卫生，培养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提高自我保健意识。
第四条 各级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公共卫生设施。农村应当加快改水工作，改善群众饮用水的卫生条件。
第五条 加强集吕式供水和其他饮用水的卫生管理，保护好饮用水源。饮用水水源附近禁止有污水池、粪堆（坑）等污染源。禁止在饮用水水源附近洗刷便器、运输粪便的工具以及病人的衣裤等物品。乡镇应当认真落实饮水消毒措施，自来水余氯应当保持在0．3毫克／升；甲肝暴发
地区余氯应当保持在1．0毫克／升。无自来水的乡村应当进行消毒。
第六条 城镇应当按照城市环境卫生设施标准修建公共厕所、垃圾粪便的无害化处理场和污水排放处理等公共卫生设施。农村要消灭露天粪缸，不得使用新鲜粪便施肥。
第七条 卫生防疫机构应当加强对饮食行业（包括个体摊贩等）、农贸市场、集体食堂的卫生监督管理，定期组织从业人员体检。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做好卫生管理，提高食品卫生和餐具消毒合格率。
第八条 各级医疗单位必须严格执行消毒制度，坚持医疗器械“一人一用一消毒”，防止医院内感染和医源性感染。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应当定期进行消毒质量监督监测。
第九条 被肝炎病毒污染的饮用水、物品应当进行严格消毒处理。医院污水经消毒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粪便消毒处理应当达到无害化。对肝炎病人的血液、排泄物、呕吐物、分泌物及其接触过可能造成污染的用品和环境，卫生防疫机构应当指导、监督有关单位或个人进行严格消毒，
必要时由卫生防疫机构实施消毒。
第十条 肝炎病人应当实施隔离治疗，各级医院要扩大收治能力，尽量就地隔离治疗病人，并实施区域隔离。有条件的医院应当实施病种隔离，防止交叉感染。未能收治入院的肝炎病人，街道（乡）卫生院防保人员负责指导实施家庭隔离；负责管理的医生，应当及时填写疫源地处理调
查表，登记观察密切接触者，发现疑似传染者应当及时检诊。
第十一条 中小学、托幼机构中急性肝炎患者治愈出院后，继续观察一个月，凭乡（镇）以上医院痊愈证明方可回校或入园。直接从事接触食品的从业、保育及供（管）水人员中的急性肝炎患者，痊逾后观察半年，凭乡（镇）以上医院痊愈证明方可恢复原工作。慢性肝炎患者，一律调
离直接接触食品、食具、供（管）水或婴幼儿工作。疑似肝炎病例未确诊或排除前，应暂时停止从事上述工作。
第十二条 对肝炎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应当进行医学观察，观察的对象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确定。从事供（管）水人员或保育员，医学观察期还应作必要的体检。观察期结束后未出现新病例，方可撤销观察。
中小学、托幼机构发现甲肝病人时，对接触病人的易感儿童应在接触感染后一周内注射丙种球旦白预防；对乙肝的密切接触者，若无乙肝病毒感染指标者，可注射ＨＢＩＧ和乙肝疫苗预防。
第十三条 乙肝病毒健康携带者按照有关规定不准从事直接接触食品、供（管）水和婴幼儿的工作。托幼机构中的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儿童应当分餐、集中管理。对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孕妇，应当注意产程及产后卫生保护，防止血液、体液等感染婴儿和医务人员。
第十四条 教育部门应当配合做好中小学、托幼机构的肝炎防治工作。托幼机要建立切实可行的卫生制度，加强晨间检查，定期进行预防性消毒，确保食具、茶具、毛巾、便具、玩具及尿布的清洁卫生。保育员、炊事员每半年进行一次体检。中小学要把防治肝炎知识作为健康教育课的
重要内容，增强学生自我保健意识。
中小学校门前禁止摆摊设点，销售食品。
第十五条 血库必须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对献血人员进行严格的体检。目前凡能使用的各型肝炎检测的敏感方法应当首先使用，保证血液质量，防止因输血引起的感染。各级医疗保健单位不准使用禁止进口的血液和血液制品。
第十六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卫生防疫机构和有关医院必须按照“南京市乙肝疫苗接种实施方案”的要求，做好新生儿和学龄前儿童乙肝疫苗免疫接钟。
第十七条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均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认真做好肝炎的疫情报告工作。
二级以上医院应当做分型诊断和报告。医疗单位发现暴发疫情应当立即向发病地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告。卫生防疫机构应当及时到达现场进行疫情调查处理。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迅速控制疫情，防止发生二代病人。
第十八条 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必须加强疫情监测，密切注意疫情动态，对本辖区内疫情要定期汇总分析上报，掌握重点人群、重点地区。市卫生防疫机构要掌握到乡一级肝炎疫情；县卫生防疫机构应当掌握到村。对高发乡、高发村疫情应当密切关注，及时发现苗头病人，指导基层开展
防治工作，同时对肝炎病人100％进行个案调查，开展流行病学因素调查分析，确定密切接触者，调查可能的传播途径，采取相应措施，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第十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轻重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一）违反本办法第五条，集中式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或在饮用水水源地附近修建污水池、粪堆（坑）造成水源严重污染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六条，不按城市环境卫生设施标准修建公共卫生设施致使垃圾、粪便、污水不能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九条，对被肝炎病毒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不按规定进行消毒处理的；或对被肝炎病人污染的用品和环境不按照卫生防疫机构的要求实施消毒的；
（四）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十五条，造成肝炎医源性感染、医院内感染 、实验室感染和致使肝炎病毒扩散的；
（五）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准许或者纵容慢性肝炎病人，乙肝病毒健康携带者从事直接接触食品、食具、供（管）水或婴幼儿工作的。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执行职务的医疗保健人员、卫生防疫人员和责任单位，不报、漏报、迟报肝炎疫情的，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根据情节，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一条 单位或个人非法经营、出售乙肝疫苗的，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处以相当于出售金额3倍以下的罚款，危害严重的，出售金额不满5000元的，以5000元计算；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根据情节，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二条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在收取罚款时，应当出具正式的罚款收据。罚款收入上交市财政。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南京市卫生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