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
交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令
2006年第3号
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2006年第3号）
《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已于2006年1月26日经第2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部长 李盛霖
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公路建设管理，促进农村公路健康、持续发展，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投资的农村公路新建和改建工程的建设管理。
本办法所称农村公路，包括县道、乡道和村道。
第三条 农村公路建设应当遵循统筹规划、分级负责、因地制宜、经济实用、注重环保、确保质量的原则。
第四条 农村公路建设应当由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其中，乡道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建设；在当地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村道由村民委员会按照村民自愿、民主决策、一事一议的方式组织建设。
第五条 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应当依据农村公路建设规划和分阶段建设重点，按照简便适用、切合实际的原则和国家规定的程序组织建设。
第六条 农村公路建设应当保证质量，降低建设成本，节能降耗，节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
国家鼓励农村公路建设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第七条 交通部负责全国农村公路建设的行业管理。
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建设的管理。
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建设的组织和管理。
第二章 标准与设计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合理确定农村公路的建设标准。
县道和乡道一般应当按照等级公路建设标准建设；村道的建设标准,特别是路基、路面宽度，应当根据当地实际需要和经济条件确定。
第九条 农村公路建设的技术指标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对于工程艰巨、地质复杂路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纵指标可适当降低，路基宽度可适当减窄。
第十条 农村公路建设应当充分利用现有道路进行改建或扩建。桥涵工程应当采用经济适用、施工方便的结构型式。路面应当选择能够就地取材、易于施工、有利于后期养护的结构。
第十一条 农村公路建设应当重视排水和防护工程的设置，提高公路抗灾能力。在陡岩、急弯、沿河路段应当设置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提高行车安全性。
第十二条 二级以上的公路或中型以上的桥梁、隧道工程项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分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两个阶段进行；其他工程项目可以直接采用施工图一阶段设计。
第十三条 四级以上农村公路工程和大桥、特大桥、隧道工程的设计，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担；其他农村公路工程的设计，可以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组织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承担。
第十四条 农村公路建设的工程设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审批。
第三章 建设资金与管理
第十五条 农村公路建设资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列入地方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
第十六条 农村公路建设逐步实行政府投资为主、农村社区为辅、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多渠道筹资机制。
鼓励农村公路沿线受益单位捐助农村公路建设；鼓励利用冠名权、路边资源开发权、绿化权等方式筹集社会资金投资农村公路建设，鼓励企业和个人捐款用于农村公路建设。
第十七条 农村公路建设不得增加农民负担，不得损害农民利益，不得采用强制手段向单位和个人集资，不得强行让农民出工、备料。确需农民出资、投入劳动力的，应当由村民委员会征得农民同意。
第十八条 中央政府对农村公路建设的补助资金应当全部用于农村公路建设工程项目，并严格执行国家对农村公路补助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不得从中提取咨询、审查、管理、监督等费用。补助资金可以采用以奖代补的办法支付或者先预拨一部分，待工程验收合格后再全部支付。
地方政府安排的建设资金应当按时到位，并按照工程进度分期支付。
第十九条 农村公路建设不得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不得拖欠征地拆迁款。
第二十条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管理制度，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
农村公路建设资金使用应当接受审计、财政和上级财务部门审计检查。
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农村公路建设资金。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将农村公路建设资金使用情况，向公路沿线乡（镇）、村定期进行公示，加强资金使用的社会监督。
第四章 建设组织与管理
第二十二条 农村公路建设用地依法应当列入农用地范围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农村公路建设需要拆迁的，应当按照当地政府确定的补偿标准给予补偿，补偿标准应当公开。
第二十四条 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符合法定招标条件的,应当依法进行招标。
含群众集资、农民投劳或利用扶贫资金的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以及未达到法定招标条件的项目，可以不进行招标。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可以编制符合农村公路建设实际的招标文件范本。
第二十六条 对于规模较大、技术复杂的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以及大桥、特大桥和隧道工程应当单独招标，其他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可以在同一乡（镇）范围内多项目一并招标。
第二十七条 县道建设项目的招标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乡道、村道建设项目的招标，可以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统一组织，也可以在县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
招标结果应当在当地进行公示。
第二十八条 沥青（水泥）混凝土路面、桥梁、隧道等工程，应当选择持有国家规定的资质证书的专业队伍施工。路基改建和公路附属工程在保证工程质量的条件下,可以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组织当地农民参加施工。
第二十九条 二级以上公路或中型以上桥梁、隧道工程项目应当依法办理施工许可；其他列入年度建设计划的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完成相应准备工作并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认可的，即视同批准开工建设。
第三十条 农村公路路面和桥梁、隧道工程应当主要采用机械化施工。
第三十一条 农村公路建设单位对工程质量负管理责任。施工单位对施工质量负责。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要依据职责，明确质量责任，落实质量保证措施，加强质量与技术管理。
第三十二条 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应当建立工程质量责任追究制和安全生产责任制。
第三十三条 铺筑沥青（水泥）混凝土路面的公路、大桥、特大桥及隧道工程应当设定质量缺陷责任期和质量保证金。质量缺陷责任期一般为1年，质量保证金一般为施工合同额的5%。
质量保证金由施工单位交付，由建设单位设立专户保管。质量缺陷责任期满、质量缺陷得到有效处置后，质量保证金应当返还施工单位。
第三十四条 农村公路建设过程中,发生工程质量或者安全事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上报，不得隐瞒。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公路建设质量和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六条 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所属的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加强对农村公路建设质量监督工作的指导。
设区的市级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可以委托所属的质量监督机构负责组织农村公路建设的质量监督工作。未设置质量监督机构的，可以成立专门小组负责组织农村公路建设的质量监督工作。
第三十七条 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可以聘请技术专家或群众代表参与监督工作。
农村公路施工现场应当设立工程质量主要控制措施的告示牌,以便社会监督和质量问题举报。
第三十八条 农村公路工程监理可以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以县为单位组建一个或几个监理组进行监理。有条件的，可通过招标方式，委托社会监理机构监理。
农村公路工程监理工作应当注重技术服务和指导，配备必要的检测设备和检测人员，加强现场质量抽检，确保质量，避免返工。
第五章 工程验收
第三十九条 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中的县道、大桥、特大桥、隧道工程完工后，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组织验收；其他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组织验收。
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对农村公路工程验收工作进行抽查。
第四十条 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的交工、竣工验收可以合并进行。
县道一般按项目验收；乡道和村道可以乡（镇）为单位，分批组织验收。
第四十一条 农村公路建设项目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开放交通，并按规定要求开通客运班车。
第四十二条 农村公路建设项目验收合格后，应当落实养护责任和养护资金，加强养护管理，确保安全畅通。
第四十三条 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可以根据交通部颁布的《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和《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规定具体的农村公路建设项目验收办法与程序。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筹集农村公路建设资金过程中，强制向单位和个人集资，强迫农民出工、备料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对责任单位进行通报批评，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对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农村公路建设资金不按时到位或者截留、挤占和挪用建设资金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对责任单位进行通报批评，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停止资金拨付，对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降低征地补偿标准，拖欠工程款、征地拆迁款和农民工工资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对责任单位进行通报批评，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对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验收或者质量鉴定不合格
即开放交通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使用，限期改正。
第四十八条 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发生质量和安全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拖延报告期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对责任单位给予警告,对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九条 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未依法招标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公路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给予处罚。
第五十条 农村公路建设发生质量违法行为的，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公路工程质量监督规定》等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给予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论流动人口犯罪及其治理对策
刘跃挺（710063，西北政法大学153号信箱，wonderf21cn@163.com）
[摘要] 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生产物。流动人口犯罪主体是指基于经济的目的和动因而流动的，离开户籍所在地而发生犯罪活动的自然人。流动人口犯罪的现状与特点以及犯罪的成因。流动人口防控应当采取的策略。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recurrent population to exist , which is the result of growing of reforms in China recently. The definition of the subject of crime of the recurrent population is that kind of persons, who leave for other any place except their own dwelling place for economical purposes, commit a crime . Expounded are the reality and the reasons of crime and the preventions of crimes about the subject of crime of the recurrent population.
[关键词] 流动人口;犯罪主体;犯罪原因;预防对策
[Key Words]Recurrent Population; the Subject of Crime; the Reason of Crime;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生产物。它是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对社会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口流动的频率不断加快，其对社会消极作用的一面也开始骤然暴露，给社会治安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本文基于这样的社会大背景，通过对流动人口的概念、特点、其犯罪成因的论述，结合对此所要采取预防对策的建议，希望可以进一步的详细阐明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犯罪主体的有关犯罪的若干基础问题。
一、流动人口与流动人口犯罪主体
（一）流动人口的概念
目前，学界与实际部门对什么是流动人口，其实尚无一致的界定。“从事流动人口研究的学者以及流动人口管理部门，从不同角度对流动人口进行了不同的表书与界定”[1](P 277)《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认为流动人口（recurrent population）：“暂时离开常住地的短期迁移人口……流动与迁移是两种相似但又有区别的现象，流动人口与迁移人口虽然都进行空间的移动，但迁移是在永久变更居住地意向指导下的一种活动，而流动是短期的、往复的，不会导致当事人常住地的变化。”[2](P 171)《广东省流动人口管理规定》：流动人口是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市县，到其他地区暂住的公民。《海南省流动人口管理规定》：流动人口是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城市市区或者农村乡镇到其他地区暂住的人的总称…具体的流动的自然人称为流动人口或者暂住人员。
综上所述，以上概念的界定主要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以是否具有某地的常住户口为依据来对流动人口进行界定的。结合流动人口具有的四个要素：一是人口与户籍的分离；二是跨越一定区域界限的位置移动；三是流动的时间较长、距离较远；四是流动具有方向选择性。我们认为：流动人口就是指因从事各种活动离开户籍所在地区域的各种人员。
流动人口具体可以分为以务工经商为特征的社会就业型流动人口；以探亲、旅游、度假为特征的社会交往型流动人口；以开会、出差、商贸活动为特征的社会公务型流动人口。
（二）流动人口犯罪主体
我们研究流动人口犯罪问题，分析流动人口的犯罪现象，探求流动人口犯罪的原因和规律，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预防、减少流动人口犯罪。从这一根本目的出发，我们就要确定我们的研究对象——流动人口犯罪主体。那么，我们将如何确定这一潜在人群在流动人口中的范围呢？首先，把探亲、旅游、度假、开会、出差、看病等人口排除，因为如果其纳入我们的研究对象范畴，那将缺乏针对性，没有多大的研究价值；其次，也要把为“犯罪”而“流动”的流窜人群排除，因为如果其纳入我们的研究对象范畴，那将既不利于理论研究，而且因混淆部分概念的内涵而无益于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的解决。
由此可见，流动人口犯罪主体是指基于经济的目的和动因而流动的，离开户籍所在地而发生犯罪活动的自然人。
二、流动人口犯罪的现状及其特点
（一）流动人口犯罪的现状
1、中国人口流动的现状
从国家人口计生委获悉，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１９９３年的７０００万增加到２００３年的１．４亿，１０年内翻了一番，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１０％，约占农村劳动力的３０％。
当前，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流动人口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据２０００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省内流动的占６５％，跨省流动的占３５％。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大多数，其中１５岁到３５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７０％以上。
2、流动人口犯罪的现状
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加，流动人口犯罪也在增加。流动人口经常实施的犯罪有：盗窃、抢夺、抢劫、卖淫、强奸、杀人、赌博，并使流入地的犯罪案件大幅度上升。据一些省、市统计，在城市中发生的刑事案件，其作案成员约有半数以上来自农民，就盗窃犯罪而言，流动人口作案高达70%-80%。[3](P79)
据调查，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在全部案犯中的比例，1985年为15％，1987年17％，1988年为18％。1990年与1985年比，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增长了1.5倍，沿海省份及大城市流动人口作案更为严重。广东省是我国流动人口作案最为突出的省份。该省1980年流动人口犯罪只占6.6％，1988年上升到29.6％；1980年流动人口案犯为2200多人，1988年已接近1万人。北京市的流动人口犯罪，1985年比1984年上升了33. 5％，1987年比1986年上升了39％。北京市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占全部案犯的比例，1984年为7.9％，1986年为15.3％，1987年为21.7％。 再从影响较大的刑事案件来看，80年代末，我国刑事案犯中，流动人口约占1／5。到了90年代，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流动人口犯罪数量更是直线上升。据公安部门统计，1993年，福建省厦门市查获流动人口犯罪案件占刑事案件总数的62％，大要案占82％；北京市查获流动人口案犯占抓获各类案犯总数的44％，江苏省苏州市更占到61 ％；到了1994年，全国公安机关查获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人员共56.9万人，其违法犯罪率高达12.8％，而同期全国共抓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409.5 万人，违法犯罪率3.4％，相比之下，流动人口犯罪率高出全国平均犯罪率8.4个百分点。在不少大中城市，流动人口犯罪案件已占全部刑事案件的50％以上。据1994年统计，流动人口犯罪占当地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北京市为46.2％，上海市为53.6％，天津市为30％，广州市为69.2％，西安市为53％，重庆市为53.9％，杭州市为50％，温州市为48.6％，南京市为47％，东莞市为85.4％，深圳市为97％。据有关资料，广东省的重大案件，有70％以上是流动人口所为（包括港、澳、台过境犯罪）。所有调查表明，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在违法犯罪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90年代，这种比例更是直线上升。
(二) 流动人口犯罪特点
1、触犯罪名的侵财性
流动人口大多是为务工经商、致富赚钱的目的而涌入城市的，因而在流动人口的犯罪活动中，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犯罪更为突出。
据统计，西安市2004年破获的案件，流动人口作案的就占了61％，其中盗窃占85％；2005年破获的案件中流动人口作案的上升到63％，其中盗窃占总数87％。其中盗窃案件占绝大多数。此外，根据浙江省公安部门的统计，2000年浙江省外来人员在抢劫案和盗窃案中作案的比例分别占有60%和64%，全省被抓获的作案人员中，外来人员比例超过50%。
2、作案特点“地域同一性”较为明显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区的流动人口由于他们主观条件的不同，所作案别也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以地缘和亲缘为纽带结成的犯罪团伙，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师傅带徒弟相互传授“经验”，因此，在作案手段上呈现出地域同一性。诸如撬防盗门入室盗窃作案的高危人群主要有：江西宜春、修水、德兴、贵州六枝、重庆云阳、湖南淑浦、黑龙江齐齐哈尔、福建连江、山东济南等地；撬保险箱盗窃案件作案的高危人群主要有：贵州松桃、重庆万州区、巫溪县、开县、云阳县、南川(市)、四川绵阳、德阳、巴中地区通江县、达川地区宣汉县、湖北黄冈市英山县、安徽广德县；麻醉抢劫案件高危人群主要有：江苏省苏北地区、江西、广西及福建籍；金元宝诈骗高危人群主要有：重庆万州区、江西南昌、安徽安庆市枞阳县；而以药物(治癌药)诈骗案件这类案件的高危人群主要是以浙江青田籍人为主。
3、犯罪活动“流窜性”趋势明显
我们虽然把流窜犯排除在研究流动犯罪人口犯罪之外，但是，并不等于说在流动人口犯罪的特征中也应该排除其犯罪的流窜性特征。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人、财、物的大流动，以及交通路线的扩展、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增多，犯罪分子，尤其是流动人口犯罪主体才大大利用这些便宜条件进行犯罪活动。他们有的是被通缉的刑事案犯——逃脱在外，行踪不定，到处作案，常常是身系数罪，罪恶累累；有的是刑满释放人员，因受打击而心怀不满，变本加厉地报复社会，制造种种恶性案件；还有的是以犯罪为职业的惯犯或犯罪团伙分子。由于流动作案与固守一地作案相比，被发现和查出的风险要小得多，于是，为逃避公安司法机关的打击，追逐更多的利益，他们不断地变换地区作案。据统计，交通沿线发生的流动人口犯罪案件比远离交通沿线的地区要多一二倍，甚至几倍。流动人口犯罪的流窜性还在不断发展，其流窜区域从跨县（市）、跨省（区）发展到越境、直至跨国犯罪。据有关机关统计，1986年至1990年期间，跨境作案增长了4倍。在广东省，几乎任何一种重大刑事犯罪都有境外的犯罪分子参与，仅1987年，该省就查获入境犯罪分子184人，查获案件144起。入境的犯罪分子披着港澳同胞、侨胞的外衣，作案后迅速逃出境外，逍遥法外。流动人口犯罪的流窜性，给侦查破案带来了许多困难。
4、犯罪目标的随机性与盲目性
流动人口的流动属性决定了其犯罪目标的随机性和盲目性。一部分居无定所的人往往抱着碰运气的心理，游荡于街头巷尾、车站码头、城镇乡村，寻找犯罪目标，捕捉犯罪时机。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为了既易于寻觅、择取犯罪客体、犯罪对象，又易于逃避法律惩处，往往采取东游西荡的形式，往来于铁路、公路、江河交通沿线的市、镇，伏一处、害一片，窜一路、害一线，作了案即跑，异地销赃，而且作案的目标相当随意。既可能是见财起心，也可能是见色起心，可能起初只是想入室盗窃，发现家中有人后发展为抢劫，最后可能更进一步发展为杀人。这种犯罪目标的不确定性，使流动人口犯罪带有实施多种犯罪的突发性和盲目性。
5、犯罪手段和技能不断提高
流动人口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具狡猾性和隐蔽性，他们在经历一次次的清理整顿、疾风暴雨后，也积累了较丰富的作案和反审讯经验，犯罪手段和技能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提高，并呈现出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其中入室盗窃、抢劫、盗抢机动车犯罪的专业化特别明显。
6、犯罪“团伙化”特点突出
由于大量的流动人口来自农村，其流动多以血缘、地缘、亲缘关系为纽带，其居住和生活也多以“三缘”关系为依托，因此在犯罪活动中，会很自然拉帮结派形成松散或紧密的团伙关系。调查表明，流动人口中犯罪分子共同作案的比例均超过常住人口案犯的比例。北京市1993年查获的犯罪团伙案中，外来人员作案1252起，占当年全部团伙作案总数的61.2%;其中,大案796起,占团伙大案总数的66.4%，比1992年增加9.8%。[4](P70)
7、犯罪成员的低龄化发展相当突出
流动人口本身以青年人居多，他们当中有许多是未成年人，有的甚至是失学、离家的未成年人，他们不可能具有合法的打工资格，所得的劳动报酬很低，有的甚至只要求雇主管口饭吃。基于这些情况，这些受教育程度极其有限而涉世不深的外地少年，在强烈的经济收入落差刺激下，常常成为犯罪分子的教唆对象，诸如近年街头盛行的“小扒手”。
三、流动人口犯罪的成因
（一）社会原因
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这一矛盾的体现就是那长期以来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化。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人口流动已成为社会生产力配置的必然需要。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贫富分化、城乡差别、东西部经济差距及劳动力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促进了流动人口的形成和数量不断扩大。而与此同时，人口流动又打破了我国传统社会相互封闭、相互隔绝的旧格局，加快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快了封闭性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结构的转型；但由于我国经济制度管理方面存在尚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处在改革中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也限制流动人口的工作条件，以及社会保障体制还未完善，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在城市只能从事城里人不愿染指的“苦、脏、累、毒、危”五类工作，他们干活最苦，收入最低并缺乏劳动保障，还有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找不到稳定的工作，经常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强烈需求与现实生活的反差，使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人往往容易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所产生的“心态不平衡”的心理原因
深究外来人口流动的深层原因，经济原因是一个根本性的动力，也是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原因。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城乡生活水平的明显差距，使得千万计的农民工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流入城市，挣钱成了涌入城市的流动人口中的最直接的目的和最迫切的需要。但现实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有相当部分流动人口找不到稳定的工作，经常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有的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一旦追求金钱的欲望破灭，极易导致犯罪。另外，在社会转型期，少数不法分子投机钻营，一夜暴富，给正试图摆脱贫困而来到城市的农民以强烈的示范刺激，不公平感和自卑感伴随而生，从而引起流动人口整个群体普遍存在诸如“仇富”的社会心理失衡，这些都是引起犯罪的心理动因。
（三）流动人口个人素质的原因
由于流动人口多数是来自贫困落后地区，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而且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道德标准的差异广泛存在，历史地形成了不同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念。这些差异，加之法律知识的匮乏，使他们常常处于矛盾和困惑状态之中，也由此容易造成他们受到不良文化影响和不良行为人的诱导。流动人群中许多人法制观念的淡薄，有的甚至根本不懂法，使得他们判断是非曲直、美丑善恶，往往以在家乡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生活习惯作为标准。一旦衡量标准因“社会地区的差异”而错位，就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四）城市对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