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证据调查到司法公正
主持人的话：严格地说来，司法机关受理的绝大多数案件首先都不是“法律纠纷”，而是“事实纠纷”。换言之，诉讼双方的争议多以事实为核心。诚然，法律上的争议在某些案件中也会占有首要位置，但是，解决这些“法律纠纷”也总是以查明案件事实为基础的。在我们复杂的司法程序中，“重调查研究，重证据”、“合法手段取得证据”等更多是停留在法律从业人员（包括公、检、法、司以及律师等）观念、思想层面上，远未深入到具体行动上。这一点单从这些法律从业人员在处理诉讼案件过程中过多地“纠缠”于法律条文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程度，而不肯更多地把功夫花费在对案件事实的“刨根问底”上就能清楚可见。目前，国内法律院系对证据法学普遍重视不够，尽管有些学者对此十分重视并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但研究成果远不如其他热门专业——比如经济法、民商法、国际经济法等丰硕，教材老化、师资后力不足，都成为证据法学极不发达的“证据”。让人高兴的是，已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证据法学的进步和发展，而且，今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就有代表提出要起草一部“证据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何家弘博士是我国在证据调查学方面颇有成就的学者。他的一些看法对证据法学的进步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吴运浩（以下简称吴）：现在，司法公正问题日益为社会公众所关注。的确，在司法过程中出现了数量不少的枉法裁判的冤假错案，给当事人造成极大损害，甚至生命被无辜地剥夺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贬低了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在这些冤假错案中，十有八九与司法机关在证据调查方面存在严重违法或错误有关。
何家弘（以下简称何）：的确存在你说的情况。在我们的司法过程中，司法机关有时对于证据的取得、核查以及认定工作不够细致、全面，甚至采取非法手段获得证据如刑讯逼供等，造成了冤假错案。我本人曾接触过一些这类案件，案中当事人最后都被弄得非常悲惨，当然可以按照国家赔偿法获得赔偿，但是这些本来数量就很少的赔偿金是无法补偿当事人所受伤害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证据调查问题进行深刻反省和冷静思考。
大家都知道，我国的法律传统是重实体法，轻程序法。大陆法系国家大都有这么一个倾向；而英美法系国家的程序法相对发达得多。我国的法律体系是受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传统影响很深远的。我国的法律传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重刑轻民，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仍保持偏重刑事法律态势。直至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才有较大的改变：民事法律立法工作开始较大程度地发展，其中经济法日益发达。现在似乎有点“重民轻刑”的趋势。程序法随着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陆续出台而趋于完善，但作为程序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据法并不发达。证据问题是涉及司法公正（或者说公正司法）的大问题。目前，重视证据还主要停留在口号上，事实上并未对此提起足够的关注。我个人认为，司法公正更重要的是个案的公正，司法过程中的具体适用程序应该是公正的，否则，法官对个案能否真正公正裁决令人怀疑。假设司法机关的错案率仅是1%，那么对于司法机关来说，错案比例似乎并不算很高，但对于这些个案中的当事人来说，就是100%。错误的法律后果让弱小的当事人来承担，简直是毁灭一击！司法公正，主要是要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也就是案件的证据调查（其中当然包括证据的取得、核查以及认定等环节）问题，公正是最主要、最重要的。事实认定上存在偏差，那么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事实认定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实际上，严格来说，司法机关受理的绝大多数案件首先都不是“法律纠纷”，而是“事实纠纷”。换句话说，诉讼双方的争议多以事实为核心。尽管法律上的争议在某些案件中也会占有首先位置。但是，解决这些“法律纠纷”也总是以查明案件事实为基础的。现在有些美国学者建议把英文中的“法律诉讼”（Lawsuit）一词改为“事实诉讼”（Factsuit），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司法程序中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性。
吴：我赞同你刚才所说的“事实认定是司法公正的基础”。的确，如果事实认定错误，案件裁决是不可能正确适当的，司法公正显然是一句空话。而事实认定又是建立在对证据的获取、核查和认定工作之上的。通过证据来推断发生在过去的事件，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较真”的话，就是为什么“一定是”或“一定不是”呢？毕竟事后收集信息的过程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误差，事实是无法“原汁原味”地再现的。
何：是这样的。在一个具体案件中，案件事实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从一定角度上讲，都是“历史”。这不仅仅是对当事人而言的，对公安人员、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来说更是如此。在司法过程中，司法人员无法直接感知案件的真实原况，只能通过证据来了解案件的本来面目。人们在事后收集和调取的证据到底是不是反映案件真实情况——过去发生过的事实呢？这里的确存在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问题，也就是说，误差还是有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司法人员与历史学家的工作性质很类似，都必须通过现存的材料去查明发生在过去的事件。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所谓的“过去事实的重建”。诚然，无论是司法人员还是律师研究的所谓“历史事件”都属于“现代史”的范畴，而且一般都有活着的“历史见证人”，比如像案件中的现场证人等，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们研究的性质，甚至也不能减少其研究的难度。当面对“过去事实的重建”时，重建准确与否，成为解决案件的关键所在。这跟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真”与“伪”相似。重建所得出的“事实”是否一定与案件发生时真实的情况严格相符？这有点像要求历史学家从事史学研究要“忠于历史原貌”一样。人们对于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件都有一定的倾向性，对这些事件的感知也都有一定的不完全性，不可能对事件的全部信息都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在陈述这些事件或者就这些事件作出结论时都会有意无意地进行“歪曲”。怪不得人们对于历史说“历史？得看它是谁写的！”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也是这样。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也很难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可能大家对此在感情上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一结论，但它是由人们对案件中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历史事件”的认识规律所决定的，这一点也被司法实践经验所证明。
的确，在证据调查过程中，我们有时不可避免地出现所谓“灰色地带”，就是证据中存在非确定性的部分，大家大都是相信科学鉴定的，认为只要是科学鉴定肯定错不了。其实不然，就拿笔迹鉴定来说吧，其中非确定性很强，很难说这个字一定是张三或者李四写的。对于不完整的指纹进行技术鉴定，也是如此。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案件，就连血迹中的DNA鉴定也拿辛普森没办法，其中辩方提出的很重要的一点：这种高精技术的鉴定也存在着极小可能的不确定性。我个人认为，在进行有些技术鉴定时，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结论可能只是非确定性的一种意向，一种可能，而不是绝对肯定的意见。
吴：就目前法律体系而言，我国证据法是散见于各诉讼法中的，如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一些法规或者司法解释，还没有一部系统的、体系化的证据专门法。今年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就有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制定“证据法”。其主要理由是：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单行的证据法典。有关证据制度分别规定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之中。但限于篇幅，规定的内容过于简单，仅对一些重要的、原则性的方面作了规定，没有对具体的内容作出详细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够。建议制定一部专门的证据法，切实加强证据法制建设。
何：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上面已经提到，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证据法是极不发达的。那些散见于各诉讼程序法的证据法规则，也过于抽象，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司法人员和律师更多是从实事求是的主观态度出发，去进行证据调查，这里就缺少一种制度性的、便于操作的具体证据法规则来予以规范。对于证据法规则，不仅老百姓在观念上远远没有这个意识，就连司法人员和律师也都过于片面追求实体法律条文的理解和掌握，对诉讼法特别是证据法规则认识不足，更不用说熟练运用了。这种熟于法条、疏于证据的观念及操作倾向对准确处理案件大有弊端。许多律师不是通过正当手段为当事人积极收集有利证据，或者这方面工作做得远远不够，而是绞尽脑汁想如何规避法律，通过寻找有利法律条文来达到诉讼成功的目的，——当然，我并不否认：律师从法律规定角度精心为当事人制定辩护或代理方案是极其必要的。这里，我只是希望司法人员和律师要把更多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证据调查工作上，因为这才是解决案件的根本和基础。实践经验证明，很多错案的发生都不是因为适用法律不当，而是因为认定事实有误，也就是说证据调查工作上出了问题。上面已经提到，现在律师在办案过程中也不重视证据调查工作，不愿意花大力气去收集证据。他们认为律师的“本事”就在于熟知各种法律规定，知道如何按当事人的需要来解释法律和钻法律的“空子”；甚至认为律师的“主要技能”就是善于用当事人的钱财去建立和使用方方面面的“关系”。实际上这都是法制不健全的表现和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庭审方式的改革，由纠问式逐渐转变为抗辩式，加强庭审在司法程序中的作用，把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在法庭上展开，由双方各自针对所提观点提供相应证据，通过举证、质证、认证，将案件事实搞清、搞透，提高判案水平，减少冤假错案。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首先要掌握的是证据规则，即案件审理过程如何让当事人举证、如何质证以及如何认定证据等等。
吴：谈到证据立法，我认为，恐怕还存在一个事先对证据法学深入细致进行研究的问题。好像目前国内尚未对证据调查形成专门一项专业或学科，除在公安专业院系及少数法学院中有犯罪侦查学课程，与此有较大关系外，在大部分法学院法学专业中对证据法学并未成为单独一门学科或课程，只是在学习诉讼法类专业课程时顺带学习。当然，这与目前社会上对经济法、民商法、国际经济法、金融法、知识产权法等热门法学专业需求非常大，而侦查学、证据学专业相对冷门不无关系。
何：客观地讲，国内对证据法学研究还相当落后，连一些基本概念认识上也并不十分清晰。比如，什么是证据？证据，顾名思义，即证明的根据。在《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里面似乎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既然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似乎就没有必要再经过查证属实了。我个人认为，这个概念表述得就不太严谨。也正是有这样一个概念较为模糊的证据的定义，人们对于“证据还能有假的”表现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其实，证据是真是假，只有通过司法程序认定后，才能有结论。当然，通过司法程序认定的证据也不见得一定不会假，要不然那么多冤假错案怎么出来的？！我们以往的证据法学的研究，对于国外的一些证据制度在认真研究之前就拒之门外了。例如备受批评的“自由心证制度”，以前我们曾错误地认为：“自由心证”是说法官在证明案件事实时可以不顾客观规律随心所欲地想怎么证就怎么证，这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证据理论，是反科学的证明观。其实，自由心证制度是相对于法定证明制度而言的。法定证明制度是指证据规则事先被制定出来，法官只能据此认定证据的价值，而自由心证（英文翻译应为自由证明）制度则是法律对于证据规则事先并不作规定，由法官来使用和裁决，只要求法官对证据认定要达到“内心确信”。自由证明制度主要主张是各个具体案件情况各不相同，社会生活也是不断发生进步和变化的，立法者事先无法制定一套恒定不变的证据规则，所以应该赋予法官自由裁量证据的权利。自由证明和法定证明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给法官评断和运用证据的自由。换句话说，是由法律事先规定出评断每一种证据价值的标准，还是让审判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评断。当然，即使是在主张自由证明制度的国家，其司法人员的证明活动也不是毫无规则的。不过事实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已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自由证明的思想。鉴于目前中国的现实国情，法治化进程需要的时间还很长，司法人员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在证据立法思路上应以趋向法定证明制度为宜，使证据规则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当然还要同几个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相互协调。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吴：现在，不少的法律服务机构比如律师事务所成立了社会调查业务部，代理进行商务调查、诉前取证等。有的号称“私人侦探”、“中国的福尔摩斯”等。当然，我们国家还不允许出现私人侦探。有时，我在担心这样一个问题：证据取得手段或途径一定要合法、正当。这种担心在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中也存在。不少冤假错案，就是因为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导致而成的。
何：你所讲的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问题涉及证据调查法学上的证据排除规则。就是说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尽管这些证据是真实可靠的，而且确确实实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但它们仍必须被排除在证据之外，这是因为获得这些证据的手段不合法。在美国，司法制度中对此专门有所涉及。这就是所谓“毒树之果”法则（The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
Doctrine），指的是有毒的树上结出的果实也一定有毒。对这一观点，我们有时无法全部理解和接受，以为“只要对破案和判案有利，应该采取一切手段和方法，哪怕是违法的手段”。这还是与我们不重视司法程序的合法性的观念有关。目前，我们的法冶环境日益进步，司法程度的合法性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证据调查工作中越来越重视手段的合法性。
吴：还是让我们回到开始的话题上来吧。现在从中央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都十分关心遏制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问题。目前，就法治环境而言，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要加强证据调查立法工作，提高证据调查水平。
何：纵观我国法治建设，其中落后环节是执法，即执法不严和执法不准。司法过程中的此类现象实在太令人担忧了。从目前法律体系来说，我们在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有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已经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但突出问题就是执法不严的问题。这里所提到的执法不严也包括执法不准。“严而不准”等于“不严”。提高执法水平必须以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为基础，因此必须强调证据的重要性，必须强调证据调查工作的重要性。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在司法活动中必将越来越重视证据。“重证据”必将从一个抽象的执法口号发展为一系列的执法行为规则。而证据调查工作也必将成为各种司法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何家弘：男，满族，1953年生，1983年获法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法学硕士学位，1993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副主任，兼任北京市刑侦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物证技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行为法学会理事，国际刑法学会中国分会会员，欧美同学会会员。现已出版《同一认定——犯罪侦查方法的奥秘》、《私人侦探与私人保安》、《审讯与供述》、《刑事证据大全》、《外国犯罪侦查制度》、《法律英语实用教程》、《毒树之果——美国刑事司法随笔》、《域外痴醒录》、《证据调查》（与他人合著）以及《人生黑洞——股市幕后的罪恶》等四部推理小说。
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尾市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汕尾市人民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广东省汕尾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汕尾市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汕尾市人民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汕府〔2009〕48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各单位：
《汕尾市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汕尾市人民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业经市政府五届四十七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汕尾市人民政府
二00九年八月十九日
汕尾市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决策行为，促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决策质量和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各级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受行政机关依法委托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组织的工作人员进行行政决策时，适用本规定。
应对有关突发事件的决策程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制定规范性文件程序，按照《广东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汕尾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执行。
第三条 行政决策分为一般行政决策和重大行政决策。一般行政决策实行行政领导者个人决定的决策方式；重大行政决策实行集体决定的决策方式。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包括以下事项：（一）制定或调整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政策措施，编制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二）编制本市各类总体规划、重要的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三）编制本市财政预决算、重大财政资金安排；（四）研究市重大政府投资项目和重大国有资产处置；（五）土地、矿产等资源的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科教文卫、商贸流通、城市建设等方面政策的制定或调整；（六）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的确定和调整；（七）全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和重大人事任免；（八）其他需由政府决策的重大事项。
第五条 行政决策应当坚持依法、科学、民主、责任的原则，实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第二章 决策主体与程序
第六条 政府行政首长代表本级政府对重大行政事项行使决策权。
政府分管负责人、秘书长、副秘书长协助政府行政首长行使决策权。
政府办公室负责重大行政决策活动的组织实施。
决策咨询机构、政府法制机构等应当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提供专业咨询、法律等有关服务。
第七条 重大行政决策一般应当经过以下步骤：（一）决策启动；（二）决策调研；（三）咨询论证；（四）征求意见；（五）合法性审查；（六）集体讨论；（七）结果公布。
第八条 政府提出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由政府行政首长直接确定进入决策程序。
第九条 政府分管负责人、政府工作部门、下一级人民政府建议列入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由政府行政首长确定是否进入决策程序。
第十条 决策事项承办单位依照法定职权确定，或者由政府行政首长直接指定。
第十一条 重大行政决策启动后，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牵头开展调查研究，全面、准确掌握决策事项有关情况。
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可以委托专家、专业服务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进行调研。
第十二条 决策调研的主要内容：（一）决策事项的目标；（二）决策事项的现状；（三）决策事项的必要性；（四）决策事项的可行性；（五）决策事项的利弊分析；（六）决策风险评估或应急预案；（七）其他需要调研的内容。
第十三条 决策调研后，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结合实际拟定决策备选方案。对需要进行多方案比较研究或者争议较大的事项，应当拟定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决策备选方案。
第十四条 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对重大行政决策备选方案进行合法性论证。
第十五条 对重大行政决策备选方案，承办单位应当咨询专家意见或者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论证。
第十六条 咨询、论证可以采用召开咨询会、论证会或者书面咨询等方式。
第十七条 专家或专业人员进行论证后，应当出具书面论证意见，并对论证意见的科学性负责。专家咨询意见书或专业人员的论证结论应当作为政府行政决策的参考。
第十八条 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对专家或专业人员的论证意见进行归类整理，对合理意见应当予以采纳；未予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 重大行政决策涉及相关行政机关职能的，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征求相关行政机关的意见。
被征求意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相关人员认真研究，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复意见。行政机关之间有原则性分歧意见的，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进行协调处理。
第二十条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涉及面广或者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益密切相关的，应当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决策事项；（二）决策方案的依据、理由和说明；（三）反馈意见的方式及时限；（四）应当公示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一条 公示的时间一般不少于7天。
第二十二条 重大决策事项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公开专栏等形式进行公示，也可以采用展示模型、图片等形式予以公示。
第二十三条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举行听证会：（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公众对决策方案有重大分歧的；（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的。
重大决策事项听证会的听证机关为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听证程序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听证笔录应当作为决策的参考依据。
第二十四条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提交会议集体决策前，应当进行合法性审查。对涉及法律、法规、规章的重大行政决策，在决策作出前交由政府法制机构或者组织有关专家对决策方案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及时出具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合法性审查意见书。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作出决策。
第二十五条 重大行政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按照《汕尾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有关规定，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提请政府常务会议或政府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第二十六条 提请政府常务会议或政府全体会议讨论决定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应当提交以下材料：（一）决策方案草案及说明；（二）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三）专家咨询或专业人员论证意见；（四）征求意见及处理情况；（五）合法性审查意见；（六）其他有关材料。
第二十七条 政府讨论行政决策方案时，由行政首长或者其委托的会议主持人主持进行，会议组成人员应当充分发表意见。
会议主持人应当根据会议讨论情况，作出同意、不同意、修改、搁置及再次审议的决定。
作出搁置决定的，超过1年期限，审议方案自动废止；作出再次审议的，应当确定下次审议的时间。
会议主持人的决定与会议组成人员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八条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依法需要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或者依法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的，政府提出决策意见后，按程序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或者由政府行政首长依法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
第二十九条 对涉及面较广、试验性较强的决策措施，应当在局部范围内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
对具有较强前瞻性的重大改革措施，一般应当先试行，经实践检验并进一步修正后，再正式决策实施。
第三十条 政府召开重大行政决策会议，应当制作会议记录。
政府全体会议或者常务会议应当根据会议记录制作会议纪要。
第三十一条 重大行政决策结果，除依法保密的以外，政府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20日内，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或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决策执行与监督
第三十二条 加强行政决策的执行监督，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政府办公室负责对行政决策进行分解、细化、量化，提出明确要求，将责任落实到有关决策执行单位。
决策执行单位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全面、及时、正确地贯彻执行重大行政决策。
第三十三条 政府办公室负责重大行政决策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采取跟踪检查、督办、考核等措施，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确保决策的正确、及时实施。
第三十四条 决策承办单位负责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进行评价，通过抽样检查、跟踪调查、评估等方式，分析决策是否真正解决了所要解决的问题，决策目标的选择是否真正最优，及时发现决策存在的问题，并将情况及建议报告市政府，由市政府决定是否调整和完善决策。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三十五条 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违反本规定，导致重大行政决策失误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三十六条 决策执行机构违反本规定，导致重大行政决策不能全面、及时、正确实施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三十七条 参与重大行政决策会议审议的人员，违反保密规定，泄露会议未定和决定不对外公开的事项以及会议讨论情况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内容，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汕尾市人民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我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的监督，促使其恪尽职守、依法行政，确保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能，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建立勤政、廉洁、务实、高效的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广东省各级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是指市政府对所属各部门（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和受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部门行政首长（含主持工作的副职）在公众场合言行不适当造成重大失误或不良社会影响的行为，依照本办法追究行政首长责任的行为。
第三条 市政府所属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按照权责统一、有错必究，过错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合法、客观、公正地进行。
第四条 市政府所属部门行政首长应当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市政府依法赋予的各项职责，认真完成市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严格依法行政，自觉接受监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五条 市政府所属部门执行上级机关的决策和部署不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不贯彻落实或者拒不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上级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命令的；
（二）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期完成市政府确定由其承担的工作任务的；
（三）不正确执行上级机关依法作出的决策和部署，给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者影响政府整体工作部署落实的。
第六条 市政府所属部门违反规定进行决策，或者发生重大决策失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超越政府部门权限擅自决策的；
（二）重大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议事规则进行决策的；
（三）重大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进行公示、组织咨询论证或者可行性论证的；
（四）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未按照规定通过组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的；
（五）应当公开的决策信息未按规定公开的；
（六）制定与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政策规定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行政决定或者制定和发布规范性文件程序违法的；
（七）违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行政强制措施的；
（八）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或者其他不良社会影响的。
第七条 市政府所属部门不认真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迟报、谎报、瞒报、漏报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或者通报、报送、公布虚假信息的；
（二）发生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时，未按规定及时采取措施处置，或处置不当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未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建立健全安全工作规章制度、制定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或者对重大公共安全、生产安全隐患发现后不依法采取措施，出现重特大责任事故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四）采取行政措施违法、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对涉及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大问题不及时解决，或者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能够解决而不及时解决，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
（六）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行政强制措施、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的；
（七）非法干预市场经济活动，或者对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行为监管不力或纵容、包庇的；
（八）截留、滞留、挤占或者挪用财政专项资金和政府代管资金的；
（九）政府部门直接负责或者直接管理单位负责的重大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失误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十）违反规定安排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造成较大资金浪费或国有资产流失的；
（十一）因疏于管理、处置不当致使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严重损害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其他情形；
（十二）脱离实际搞形象工程，虚报、谎报或夸大政绩的。
第八条 市政府所属部门不认真履行内部管理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本部门工作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群众反映强烈的；
（二）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选拔干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
（三）用人严重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对本部门的违纪、违法行为隐瞒不报，包庇、袒护、纵容的；
（五）指使、授意本部门工作人员弄虚作假的；
（六）因管理不力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社会影响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市政府所属部门不依法接受监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不接受或者不配合人大机关监督以及司法机关监督的；
（二）授意、指使、纵容本部门工作人员阻挠、干预、对抗监督检查或者案件查处，或对办案人、检举人、控告人、证明人打击报复的；
（三）拒不执行或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和行政复议决定的；
（四）无正当理由不执行上级机关、行政监督机关根据信访、投诉，要求其纠正违法行为的意见和建议的。
第十条 市政府所属部门行政首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在公众场合发表有损政府形象的言论的；
（二）泄露国家秘密或者所掌握的工作秘密的；
（三）利用因工作之便掌握的未公开信息为自己或者亲属牟取利益的；
（四）对配偶、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的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知情不管，或包庇、纵容的。
第十一条 市政府所属部门及其行政首长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的，依照本办法问责。
第十二条 市政府发现所属部门及其行政首长有本办法规定的问责情形或者依据下列问责信息，可以责成市监察局进行调查核实：
（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出的附有相关证据材料的检举、控告；
（二）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批示；
（三）市人大机关、政协机关以及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提出的问责建议；
（四）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政府政务督查机构、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提出的问责建议；
（五）市政府部门绩效考评和工作考核结果；
（六）新闻媒体曝光的材料；
（七）其他反映市政府所属部门行政首长存在问责情形的材料。
第十三条 市监察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开展调查工作。被调查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应当向监察机关作出书面说明。有关部门和人员应当对调查工作予以协助。
被调查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阻挠或者干预调查工作的，市监察局可以提请市政府依照有关规定暂停被调查人执行职务。
第十四条 市监察局调查结束，应将调查结果书面告知被调查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并听取其对调查事实的意见。
第十五条 市监察局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向市政府提交书面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问责情形的具体事实、基本结论和是否问责的具体建议。
第十六条 调查结果认为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存在本办法规定的问责情形的，应当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作出问责或者不问责的决定，并决定责任追究方式。
拟问责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可以就问责事项向市政府常务会议陈述和申辩。
第十七条 行政首长被问责的，采取下列方式追究责任：
（一）责令限期整改；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责令公开道歉；
（四）通报批评；
（五）责令辞职；
（六）免职或者建议免职。
以上责任追究方式可以单独适用或者合并适用。
因同一问责情形受到行政处分的，可以同时进行问责。
采用第（五）、第（六）项方式问责的，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八条 有问责情形的行政首长引咎辞职的，不再依照本规定追究责任。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追究其他责任的，从其规定。
被问责的行政首长涉嫌违反政纪、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由监察机关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处理；涉嫌违反党纪的，移送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九条 对行政首长作出的问责或者不予问责的决定，由监察机关书面通知本人，并抄送作出问责批示或提出问责建议的有关机关。
第二十条 被问责的行政首长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申诉。
第二十一条 市政府接到申诉请求后，可以根据申请的内容作出复核决定，并责成市监察局在15个工作日内提交复核报告；也可另行组成调查组进行复查，并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复查报告。
复核、复查期间，原问责决定可以暂停执行。
第二十二条 市政府根据复核或复查报告，分别作出以下决定：
（一）原调查报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原问责决定继续执行；
（二）原调查报告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但情节轻重有偏差的，改变追究责任的方式；
（三）原调查报告有重大错误的，终止原追究责任的决定。
第二十三条 被问责的行政首长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将问责决定执行情况书面报市政府和市监察局。
市监察局对问责决定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四条 被问责的行政首长拒绝执行问责决定的，依照管理权限免去其职务后，再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第二十五条 参与问责调查工作的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二十六条 行政首长被问责的情形是由其他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造成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七条 对县（市、区）政府、市政府部门其他负责人的行政问责，或各县（市、区）政府对本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首长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行政首长进行问责，参照本办法执行。
省属驻汕单位行政首长有本办法规定的问责情形的，由市政府建议其上级主管部门实施问责。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