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界定
陈宝军
摘要：刑事和解是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它是对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的反思，也是对新的刑事司法理念的探索。近年来无论是法律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在积极的探索刑事和解制度。作为基层法院或者法官，要探讨刑事和解必须首先对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的概念有个界定，它是研究探讨审判阶段刑事和解其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所以笔者提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审判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自愿就被害人补偿进行对话、协商，使犯罪人责任承担具有轻缓化的一种犯罪处置方式。该定义具有的基本内涵为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是一种犯罪处置方式，发生在审判阶段，由法官作为中间人，内容是被害人与被告人自愿的进行对话、协商，结果是使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得到轻缓化处理。并明确了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民事调解、私了、刑事谅解、辩诉交易等概念的区别。
关键词：审判阶段 刑事和解 犯罪处置方式 轻缓化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和解是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它是对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的反思，也是对新的刑事司法理念的探索。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的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甚至形成了一些指导性的文件，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成果，例如，无锡市的公检法司《关于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理论界也对刑事和解作了探讨，主要集中在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刑事和解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对刑事和解的程序设计。而对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的探讨比较少，尽管如此，一些地方法院还是在进行积极探索，例如无锡市中院及基层法院的刑事和解试点，再如2009年郑州市中院对河南首例重罪案刑事和解后，被告人得到轻判。可以说，不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刑事和解都在成长中，“刑事和解现象的出现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它从来不是在什么有系统的、现成的理论指导下展开的一项改革，这项改革实际上是司法实践中带有一定自生自发性的、自下而上的一个改革试验。第二，刑事和解制度没有一个固有的模式，它基本上是边探索、边试验、边调整。”[1]所以笔者认为作为基层法院或者法官，要探讨刑事和解必须首先对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的概念（以下简称为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有个界定，它是研究探讨审判阶段刑事和解其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正如陈兴良教授认为任何科学的发展，总是与构成该学科内容的概念的明确和完整紧密联系的。只有在概念统一，内涵确切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对某一问题进行研究。[2]
二、和解的释义
所谓“和解”“从字面含义来看，‘和’的含义是‘平和、和缓、和谐、和睦’，而‘和解’的含义则是‘不再争执，归于和好’。可见，日常用语意义上的‘和解’实际上就是以平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其中‘和’是手段，‘解’是目的。”[3]在人类原始社会末期就存在着以赎金代替复仇的纠纷解决机制。和解的思想渊源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倡导的人和、兼爱、不争、至善，是我国文化的精髓。正如孔子所言：“礼之用，和为贵”，“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就是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要轻易做出判决，要采取双方都乐于接受的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以“无讼”作为审判的最终价值追求，在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古代一直以“贱讼”思想占主导地位，直到明清时期江南等地区才出现“健讼”的现象，但是被誉为“东方一枝花”的调解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马锡五审判模式”到近几年最高法对各级法院的调解工作要求，都把调解或和解作为纠纷的主要解决方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法院应有的作用。在西方国家的诉讼理论上，和解可分为诉讼外和解与诉讼上和解。通常意义上的诉讼上和解是指在诉讼系属中，当事人双方于诉讼的期日，在法官的参与下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合意。[4]由此可以看出此处的诉讼上和解主要是指在审判阶段的和解。
三、刑事和解的释义
关于刑事和解的诸种观点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三种：1、刘凌梅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者的和解（即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冲突。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和被害者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改过自新，复归社会。[5]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对西方VOR 的翻译。2、宋英辉教授认为，我们现在的刑事和解，实际上并不是刑事案件刑事部分的和解，而是在刑事案件的民事部分和解后，被害人对加害人刑事处罚有一个宽容的态度，有关机关通过审查，对加害人作出比较宽缓的处理。因此，刑事和解并不是当事人对刑事部分的处分，这一点与辩诉交易有本质的区别。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和解，并不违反法律的基本规定。当然，有学者主张刑事部分也可以和解，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做不到，刑事部分的和解是将来立法解决的问题。[6] 3、陈光中、葛琳博士认为，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7]
从以上的刑事和解的定义可以看出都是将刑事和解的概念尽量细化，我们并不反对这种做法，但是毕竟现代意义的刑事和解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个新生事物，实践初步展开，理论正在探讨，诸多问题还没有深入研究形成统一的共识。所以，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情况下应当把刑事和解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不能将范围定义的过于狭窄，例如，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是指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中，通过对话和协商，就刑事纠纷的解决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终结诉讼，不再将案件移交法庭审判的活动。[8]就将刑事和解看成是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和解，从而排除了侦查、审判，甚至执行阶段的刑事和解。孙勤博士认为刑事和解，是指刑事诉讼活动中，被害人与犯罪人在某种机构或者人员的主持下，自愿就被害补偿进行对话，协商，使犯罪人责任承担具有宽缓倾向的一种犯罪处置方式。[9]笔者赞同孙勤博士的意见，将刑事和解界定为一个开放性的概念，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概念。
四、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
笔者认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审判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自愿就被害人补偿进行对话、协商，使犯罪人责任承担具有轻缓化的一种犯罪处置方式。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定义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一）、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是一种犯罪处置方式。按照传统刑罚观，刑罚的根据主要有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报应刑论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刑罚就是对犯罪分子做坏事的一种报应，目的刑论强调刑罚的主要目的是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统一，即使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人承担刑事责任，防止其以后重新犯罪和防止那些尚未犯罪的人走上犯罪的道路。不管是报应刑论还是目的刑论都可归纳为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这两个方面。而刑事和解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刑罚方式，它是以传统的刑罚为基础，吸纳了新的方式，例如在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家庭条件不好，通过协商确定，被告人给受害人种植、收割庄稼，帮受害人做房子等等方式。刑罚的本质存在四种理解可能：一是刑罚适用方式，二是刑事责任承担方式，三是刑罚执行方式，四是犯罪处置方式。[10]笔者也赞同第四种理解因为刑罚适用、刑事责任承担、刑罚执行都不能涵盖刑事和解的责任承担方式，只有犯罪处置方式可以更全面的反应现象，揭示了刑事和解的本质。
（二）、刑事和解是发生在审判阶段，由法官作为中间人。既然案件移送到了法院，大部分案件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和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基本上确定了被告人有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人自愿认罪，可以更容易的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笔者认为，在审判阶段更有利于刑事和解，理由是不管是侦查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它们都是站在被告人的对立面，尽量最大可能的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法官是公正的化身，法官不偏不倚的地位决定了能够中立的对待被告人和检察机关，在被告人和被害人心中树立了公正的信念。同时由法官作为中间人主持刑事和解也体现了司法在处理纷争中的作用，有利于平衡被告人、被害人和国家的利益和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在刑事和解中的作用只是做被告人、被害人的思想工作，释明法律规定与利害关系，使被告人与被害人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达成刑事和解协议，法官不得使用胁迫、诱导的方式迫使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具体法官该怎么做还有待于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内容是被害人与被告人自愿的进行对话、协商。“刑事和解是具有特殊活动内容的犯罪处置方式。在这种活动中，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对话、协商构成刑事和解活动的主要内容。对话侧重的是双方认识、情感的沟通交流；协商侧重的是对具体问题的商量协议。对话、协商的目的在于被害补偿，包括物质补偿和精神补偿；而被害补偿又是通过对话协商实现和确定的。”[11]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程序：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一文中提出“叙说理论”（Narrative Theory），叙说理论认为，被害人叙说是一种有效的心里治疗方式，被害人在法官的主持下，在和解的过程中向被告人和法官讲述被害的经历，能够降低其恐惧和焦虑，而且还能在思想上教育加害人，使其认识到自己所造成的损害，能够时刻的体会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使其真诚的认错、觉悟，不再犯罪，积极赔偿被害人，有利于实现恢复正义。
（四）、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结果是使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得到轻缓化处理。所谓轻缓化，是指法官对犯罪人的判处比一般情况轻的刑罚，主要表现在“轻”和“缓”上，“轻”强调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缓”强调积极使用缓刑。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提出，对于轻微犯罪等，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不大，有悔改表现，被告人认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尽可能地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另外还提出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应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从以上可以看出，对符合刑事和解案件的被告人轻缓化处理是有现实依据的。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在对刑事和解的被告人进行轻缓化处理的过程中必须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进行裁量，例如我国刑法第263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除了具有减轻情节之外，笔者认为法官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底限，即法官不能判决二年有期徒刑更不能判决一年有期徒刑，这时要使被告人得到轻缓化处理法官可以通过判决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的方式判决，从而使被告人与被害人服判，也可以防止检察院抗诉。
五、审判阶段刑事和解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一）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法官主导的民事调解
法官主导的民事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法官可以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居间调处，促使民事纠纷主体相互谅解、妥协，达成纠纷解决的合意。法官主导的民事调解是私法自治和权利处分原则的表现，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在审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事人在法官的斡旋下可以适当的放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从而使纠纷得到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在刑事诉讼中，自诉案件的调解和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就属于这一领域。而在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中法官只是一个中间人，法官的任务就是召集双方、释明法律权利与义务、说明利害关系、确认刑事和解协议等等，至于能不能达成和解，法官不得强迫、引诱，不得偏向任何一方，在整个过程中被告人与被害人始终站在主导地位。所以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法官主导型的民事调解的最大区别就是法官的作用、地位不同，前者法官的作用很小，而后者是纠纷双方与法官都占主导地位。
（二）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私了
私了是指纠纷主体在没有中立的第三者介入的情形下，依靠自身或者他人私人力量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其基本特征就是没有中立的第三者并且没有程序性。与调解相比，私了更强调的纠纷主体的自由处分权，而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是发生在审判阶段，也就是说私了这种纠纷解决机制是在还没有进出诉讼程序，公权力介入之前才能行使的，并且私了没有法官作为中间人，这是两者的明显区别，
（三）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刑事谅解
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诉讼理论中没有“刑事和解”这一概念，应当将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翻译为“刑事谅解”取而代之。“在刑事诉讼中，发生在国家与被追诉人之间的‘刑事和解’与发生在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刑事谅解’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意义，应当严格地予以区分。‘和解’是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一直存在的概念，甚至已经在刑事自诉理论中使用。所以，将西方恢复性司法语境下的‘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翻译为‘刑事谅解’而将‘刑事和解’界定为控辩双方之间的和解，不仅能够实现刑事和解概念与民事和解概念之间的‘接轨’还有利于刑事公诉和解概念与刑事自诉和解概念之间的‘并轨’” [12]按照该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刑事谅解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主体、适用阶段的不同，前者是以被告人与被害人为主体，法官作为中间人，适用于审判阶段；后者以被告人与控方为主体，适用于审查起诉阶段。
（四）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开庭审理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减少控诉罪行，或者以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条件，与被告方（一般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协商谈判而形成的一种司法制度。”[13]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辩诉交易主要包括指控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三个方面，它与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主要有以下区别：1、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检察机关与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后者的主体是被告人与被害人。2、产生的原因不同，前者是在检察机关掌控的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后者是在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前提下进行的。3、内容不同，前者包括指控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后者仅仅是刑罚交易。
注释：
[1]陈瑞华教授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和解研讨会”的发言，见《主题研讨——刑事和解：法律家与法学家对话录》，载《国家检察官学报》2007年第4期。
[2]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10页。
[3]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4][日]青山善允、伊藤真著：《民事诉讼法的争点》，有斐阁1998年版，第260页。转引自熊跃敏：《诉讼上和解的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2期。
[5]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
[6]宋英辉、袁金彪主编：《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7]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8]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9]孙勤著：《刑事和解价值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
[10]孙勤著：《刑事和解价值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
[11]孙勤著：《刑事和解价值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12]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13]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117页。
江西省宜黄县人民法院 陈宝军
重庆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271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重庆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已经2013年4月9日市人民政府第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2013年4月11日
重庆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
（2007年12月27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210号公布；根据2013年4月1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重庆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271号）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出租汽车客运秩序，提高出租汽车客运服务质量，保障乘客、经营者、驾驶员合法权益，根据《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驾驶员、乘客以及与出租汽车客运业务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出租汽车客运实行特许经营。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应当遵循诚实守信、安全营运、规范服务、便利乘客的原则。
鼓励出租汽车客运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第四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出租汽车客运工作，其所属的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实施。
区县（自治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出租汽车客运工作，其所属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实施。
公安、工商、规划、建设、质监、财政、物价、市政、人力社保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五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会同规划、公安、建设等部门编制全市和主城区出租汽车客运发展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主城区以外的区县（自治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等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出租汽车客运发展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主城区及主城区以外的区县（自治县）出租汽车客运发展规划应当符合全市出租汽车客运发展规划。
第二章 特许经营
第六条 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主城区内经营的，依法取得主城区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100个以上；在主城区以外经营的，依法取得所在营运区域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10个以上；
（二）有符合规定的出租汽车客运驾驶员；
（三）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办公场地和设施，租用他人场地的，应签有一年以上租用合同；
（四）有经营、技术、安全、服务质量、财务统计、劳动人事、用工保险等管理制度、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
在主城区内和主城区以外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分别经市和当地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提高前款第（一）项规定的条件。
第七条 投放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应当符合出租汽车客运发展规划，保持出租汽车客运供需基本平衡。在本营运区域内出租汽车年平均有效里程利用率高于60%或基于市场需要，应当增加投放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
出租汽车年平均有效里程利用率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计，并会同同级统计行政部门定期公布。
第八条 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应当以招标等公开方式有偿投放。
确不具备法定招标条件或因其他特殊情况，经商同级监察部门同意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方可采取协议等方式投放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
竞标人、协议受让人等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的条件。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以安全服务质量为主要条件的招标、协议出让办法。
第九条 主城区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投放方案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主城区以外区县（自治县）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投放方案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新增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的投放方案应当举行听证。
投放方案内容应当包括投放数量、投放方式、获取条件、投放价格、经营期限、实施时间等。
第十条 通过招标、协议等方式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的经营者，在主城区经营的，应当自取得指标之日起20日内与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并领取出租汽车经营权证；在主城区以外经营的，应当自取得指标之日起20日内与所在地区县（自治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并领取出租汽车经营权证。
特许经营协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营运区域、期限、车辆数量、类型等级、技术等级等；
（二）经营方案、服务质量、安全管理标准；
（三）双方权利义务；
（四）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相关内容；
（五）违约责任；
（六）争议解决方式；
（七）双方认为应当约定的其他事项。
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的经营者逾期不签订特许经营协议，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收回其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
第十一条 原已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取得人，按规定购置车辆后，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发给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
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取得人，向所在地区县（自治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法申请办理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并按规定购置车辆后，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发给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
第十二条 主城区内的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有效期为12年。主城区以外的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有效期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确定，但最长不得超过当地确定的出租汽车客运车辆使用年限的两倍。
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到期后依法收回，根据市场需求重新投放给符合条件的企业。
第十三条 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满3年后可以转让。转让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企业转让指标的，应当转让给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企业；
（二）不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企业转让指标的，可以相互转让，也可以转让给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企业；
（三）出租汽车个体经营户转让指标的，可以转让给具有出租汽车经营权的企业，也可以转让给个人。
转让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协议，并按规定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转让协议应当载明特许经营权指标剩余期限、车辆报废期限、经营风险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通过转让取得的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其经营期限为原经营期限减去已经营期限后的期限。
通过转让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的个人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应当聘用符合规定的出租汽车客运驾驶员，建立车辆和驾驶员安全管理制度。
第十四条 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者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等事项的，应当到原审批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者在经营期限内暂停、终止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应当提前30日向原审批机关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暂停、终止营运。
第十五条 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有偿出让收入属政府非税收入，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系统，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十六条 出租汽车客运车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本市规定的车型、技术等级、排气量、环保要求，车辆技术性能完好；
（二）符合本市出租汽车色度和标识管理规定，车身明显部位按规定设置经营者名称、投诉电话；
（三）按照规定安装、配备、使用出租汽车顶灯、计价器及空车待租标志、专用座套、电子真伪识别装置、营运服务数据信息采集传输系统和带有卫星定位功能的智能终端等设施设备，并保持完好、有效；
（四）车容整洁，营运标志完好，证牌齐全；
（五）新投入或更新的出租汽车，应当是出厂新车；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七条 出租汽车客运车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强制报废：
（一）主城区经营的出租汽车使用年限达到6年，主城区以外经营的出租汽车达到当地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规定的使用年限的；
（二）经修理和调整仍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对在用车有关要求的；
（三）经修理和调整或者采用控制技术后，向大气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仍不符合国家标准对在用车有关要求的；
（四）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
在主城区以外经营的出租汽车使用年限为6至8年，具体年限由当地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决定。
第十八条 出租汽车客运驾驶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男性年龄不超过60周岁，女性年龄不超过55周岁；
（二）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
（三）取得相应机动车驾驶证3年以上，且近3年来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
（四）经营运区域所在地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考试合格，并取得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
被吊销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自吊销之日起五年内不得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
第三章 营运服务
第十九条 出租汽车客运实行区域经营，不得开启空车标志灯驶入其他营运区域，不得从事起点和终点均在其他营运区域内的载客业务。
客运服务实行扬手招车、电话预订和站点租乘等方式。
第二十条 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执行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出租汽车客运价格，使用税务机关监制的本车客运票据；
（二）按照规定期限和要求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如实报送有关出租汽车客运行业的统计报表，接受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营运资料和票证的检查；
（三）不得聘用无出租汽车从业资格的驾驶员从事营运；
（四）不得擅自停运；
（五）不得违反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规定在车身内外设置、张贴广告和宣传品；
（六）不得在车厢内安装摄像装置侵犯乘客隐私权；
（七）不得在乘客上下班出行高峰时段安排出租汽车客运驾驶员交接班；
（八）依法与招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为招用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二十一条 出租汽车客运驾驶员在从事客运服务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衣着整洁、语言文明、礼貌待客；
（二）不得在车内吸烟；
（三）随车携带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在车内面向乘客的显著位置明示服务监督卡；
（四）按乘客要求使用或不使用空调、音响等车辆设备设施；
（五）在出租汽车营业站点依序载客；
（六）按照合理路线或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
（七）乘客租用出租汽车后，非经乘客同意，不得另载他人；
（八）不得拒载、中途甩客和倒客；
（九）使用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定期检验合格的计价器；
（十）不得将车辆交给无出租汽车从业资格的驾驶员营运；
（十一）按照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收费，并出具本车客运票据；
（十二）为乘客提供方便、及时、安全、舒适的服务；
（十三）对老、弱、病、残、孕、幼等乘客，应当优先供车；
（十四）夜间行车应当开启出租汽车顶灯；
（十五）发现乘客在车上的遗失物，应当及时归还。无法归还的，应当及时送交相关部门处理。
第二十二条 乘客租乘出租汽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损坏车辆设施、设备和营运标志；
（二）不得携带违禁品和易燃、易爆等危险品以及污损车辆的物品；
（三）夜间到偏僻地区，应驾驶员要求到就近的公安派出所或执勤站点进行身份确认；
（四）醉酒者和精神病患者乘车应有人监护；
（五）不得要求在禁止停车的地点上下客；
（六）不得有影响驾驶员安全行车的行为。
对不遵守前款规定的乘客，出租汽车客运驾驶员可以拒绝提供服务。已发生客运费用的，乘客应按规定支付。
第二十三条 乘客遇下列情形之一，可以拒绝支付车费：
（一）租乘的出租汽车不使用计价器或使用不合格计价器的；
（二）驾驶员拒不出具本车客运票据的；
（三）未经乘客同意搭载他人的；
（四）租乘的出租汽车在起租里程内发生故障，乘客不再租乘的；
（五）由于出租汽车客运驾驶员原因中断服务的。
第二十四条 机场、火车站、客运码头、长途汽车站等大型公共场所应当设置出租汽车营业站点。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会同公安、市政等部门提出站点设置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五条 因抢险救灾等特殊任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征用出租汽车客运车辆，经营者、驾驶员应当服从。
因征用车辆给经营者、驾驶员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决定征用的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补偿。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出租汽车客运安全服务质量考核办法。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加强监督检查，定期组织出租汽车客运安全服务质量考核评价，并将考核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对考核评价不合格的经营者，应当责令限期整改。整改不合格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解除与其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取消其特许经营资格。
第二十七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建立出租汽车客运投诉处理制度。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受理投诉后，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并回复投诉人。情况复杂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并回复投诉人。
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自受理投诉之日起7日内向投诉人作出答复。
第二十八条 投诉人应当提供相关证据，协助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出租汽车经营者查明事实。投诉人不得虚假投诉。
被投诉人接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投诉处理通知后，应当在3日内到指定机构接受调查。
第二十九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应当接受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情况，不得拒绝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执法活动时，应按规定着装、佩戴标志，并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及其他相关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侵犯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人身、财产权利的；
（二）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
（三）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四）无法定依据收费、罚款，不按规定使用罚没收据，罚款不上缴，私分或变相私分罚没收入的；
（五）使用或损毁扣押财物的；
（六）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
（七）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非法利益的。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下列行为，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三）、（四）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三）、（五）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四）、（六）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四）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三）、（十四）项规定的，处2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四）、（五）、（六）、（七）、（八）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
（六）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七）无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不足20000元的，处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八）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者使用无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的车辆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吊销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九）出租汽车客运驾驶员无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从事营运的，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十）出租汽车客运驾驶员发生一次死亡一人以上交通责任事故的，吊销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
（十一）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者发生一次死亡三人以上重特大交通责任事故的，吊销其肇事车辆的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
（十二）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者一年内发生两次死亡三人以上重特大交通责任事故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不合格的，吊销其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吊销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的，由原审批机关无偿收回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项、第二十一条第（十一）项规定的，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九）项规定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不能现场处理的，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以暂扣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监督卡、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等证件，开具暂扣凭证，并责令其限期到指定机构接受处理。
对拒不接受现场检查、无证经营以及在限期内拒不到指定机构接受调查处理的，可暂扣车辆或设备，出具暂扣凭证，并责令其限期到指定机构接受调查处理。
逾期不到指定机构接受调查处理的，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当事人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理决定的，经通知后三个月内仍不履行的，可依法将暂扣的车辆或设备移交有关部门拍卖，所得价款扣除拍卖费用、应缴规费、滞纳金和罚款后，余款退还当事人，不足部分予以追缴。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出租汽车客运是指按乘客意愿，用五座（含五座）以下轿车提供客运服务，并按行驶里程、时间计费的经营活动。
本办法所称主城区是指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
本办法所称营运区域是指主城区营运区域和主城区以外区县（自治县）各营运区域。
本办法所称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者是指依法获得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体经营户。
本办法所称交通责任事故为同等以上责任事故。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特许经营权指标的，原有效期不变。
第三十八条 已实行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区县（自治县），由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行使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市交通行政执法机构行使本办法规定的主城区出租汽车客运管理行政处罚权。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