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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否认，逃税行为在当前的中国具有一定普遍性，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金融财政政策研究中心安体富教授分析，从纳税人经济类型来看，我国国有企业偷逃税面是50%，乡镇企业是60%，外资企业是60%，个人是90%。[1]美国以低稽查率，高税收遵从度而世界闻名。究其原因，除了完善的税收制度以外，严密的逃税罪刑事法网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分析研究美国逃税罪刑事法网，可以为中国在刑法修订过程中进一步调整、修改逃税罪提供有益的思路。

　　在美国，逃税罪（Tax Evasion）是联邦犯罪，规定于《美国法典》（United States Code，简称U.S.C.）第26编的《美国税法典》（Internal Revenue Code，I.R.C.）第75章A--“犯罪”部分，第7201节。美国所有税收犯罪乃至整个税收体系设立的最终目的是制止和预防逃税行为，促进税收遵从，因此，逃税罪，是美国传统税收犯罪体系的“压顶石”（capstone），[2]认定纳税人犯有逃税罪，意味着他可能受到税收犯罪中最重的处罚，即5年以下监禁，[3]或个人25万美金以下，组织50万美金以下罚金，[4]或者二者并处。

　　一、美国逃税罪刑事法网的构建

　　（一）逃税罪的本体要件

　　美国刑法采双层次的犯罪构成模式，第一层次是犯罪本体要件；第二层次是责任充足条件，[5]即对各种合法辩护的排除。逃税罪的本体要件包括：第一，存在已经到期或未支付的税款；第二，行为人试图以任何积极的行为逃避税收或抵制支付；第三，行为主观上是有意。[6]

　　1.应当支付和到期的税款

　　“没有应纳税，就没有逃税罪”，[7]体现这一规则最著名的United Stated v.Helmsley案，[8]Leona Helmsley虽然在纳税申报中低报了收入，但实际上，她没有主张她丈夫财产折旧抵扣部分的数额已经超出了他低报收入应缴纳的税款额，因此，Leona Helmsley不构成逃税罪。

　　如果一个人怀着逃税的动机，故意没有申报一些收入项目，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些项目是可以被其他项目抵扣的，抵扣之后他就已经没有应纳税额了，这种情况下只能适用税收伪证罪，[9]而不能适用逃税罪。

　　对于税款数额，政府一般不需要证明精确的数字，政府证明逃税数额达到相当数量（Substantial）即可以达到证明要求。相当数量是一个相对概念，不需要准确地计算出少纳税数额和毛收入或纯收入之间的百分比。对于是否要对逃税数额有相当数量的要求问题，实践中有分歧。从法条字面意思理解，纳税人逃税1美元也可以被定罪，但是陪审团依据这样的证据会认定有罪不太可能。从一些法院的判决，可以看到有些法院认为应当对逃税数额有相当数量的要求，United States v.Helmsley[10]案和United States v.Daniels[11]案中，第五巡回法院对陪审团的指示体现了一定数量的要求，司法部税收局的《税收犯罪指南》（CTM）对逃税罪的应纳税数额也规定了一定数量的要求。[12]但是，这种数量要求已经被第七巡回法院和第九巡回法院在判例中明确予以否定，[13]这两个法院主张，一定数量的税收缺口不应当是适用《美国税法典》第7201节指控和定罪的要求，否则会阻碍小额逃税案件被以逃税罪起诉的可能，将使纳税人实施小额逃税不需要担心被起诉，这样的结果是不能忍受的。当然一定量的税收缺口可以帮助政府证明纳税人的逃税故意，但这并不是该罪的要件。2008年这个问题的分歧得以解决，最高法院在Boulware v.United案中否定了对逃税数额的数量要求。[14]

　　2.逃避税收义务的行为

　　逃税罪要有逃避行为，根据《美国税法典》第7201节，逃避行为有两种：第一种是逃避税收核定（evasion of assessment），指纳税人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影响联邦税务局对其应纳税款的正确核定。通常方法是填写低于实际税收义务的虚假纳税申报，这些错误申报信息可能影响到联邦税务局对其纳税义务核定，从而达到逃避纳税的目的。第二种是逃避支付（evasion of payment），这种情况发生在联邦税务局核定了纳税人的申报，应缴纳的税款额已经确定，但是纳税人采取措施阻止联邦税务局征收税款。例如，把纳税财产转移到境外，使联邦税务局无法采取征收措施，或者在上报联邦税务局的财产损益表上故意隐瞒财产，称无能力付清核定的税额以申请达成妥协。更极端的手段还可能发生，例如，纳税人故意赠与、消费或挥霍他所有的财产，使联邦税务局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

　　逃避行为是积极的（affirmatively）行为，第7201节使用了企图逃避一词，法院在判例中加上了积极的修饰企图逃避，用来区分逃税罪与其他犯罪。[15]因此，为了少纳或不纳税，只是未递交纳税申报的，不构成逃税罪，可能适用其他轻罪，如第7203节不提交申报罪。[16]积极的行为，是可能产生误导或隐匿效果的行为；[17]并且，行为本身不需要具有违法性，只要他的目的是逃避税收，[18]例如，谎言可以构成一个积极的行为。那么，如果纳税人定期花掉他所有的钱，而不能支付税款，是否足以构成积极的逃税行为？还是其他更轻的犯罪行为？《税收犯罪指南》指出，假如纳税人公开支配他的收入而使其不能支付税款，不构成逃税罪。[19]又同时列举了可能构成逃税积极行为的情况，如用秘密的银行账户、用他人名义，在缴税前提前支付其他债务等。此外，积极的行为并不需要一定是填报虚假的纳税申报，故意的遗漏纳税义务，故意的不履行纳税义务也构成积极的行为。最高法院在Spies v.United States中，列举了积极行为的范例：（1）设立两份账本；（2）制作虚假的登记、更改、发票、证明；（3）破坏账簿和记录；（4）隐藏财产，掩盖收入来源；（5）应入账或应记录事项不入账或不记录；（6）可能产生误导或隐匿后果的任何行为。

　　United States v.McGill[20]案的判决能说明法院对积极行为的判定标准。该案中纳税人McGill没有缴纳申报的税款，联邦税务局试图从他的纳税人银行账户中收取税款，而McGill已经停止使用自己原有的账户，开始使用他妻子和其他商业伙伴的账户，同时还以自己的名义开立了新的银行账户并公开使用。法院在认定哪些行为是积极的逃税行为时，认为McGill使用其他账户导致漏掉税款的行为是积极的逃税行为，而使用自己账户的行为不属于逃税行为，因为纳税人虽然没有通知联邦税务局他使用了新账户，但这并不能证明他隐藏了自己的新账户。因此，通常情况下公开使用个人的银行账户，不被认定为积极的逃税行为。而在United States v.White[21]案中，被告人White一直以来在邻近的城市开立独立的个人账户，并在其中存有大量未申报来源的不明存款，法院指令陪审团从以上事实中推定被告人是否采取了积极的逃税行为，陪审团的结论是被告人采取了积极的行为。

　　3.逃税罪的主观要素

　　我国学者对美国刑法犯罪心态的研究一般是以《模范刑法典》为范本，提出了蓄意（purpose或intention）、明知（knowledge）、轻率（recklessness）和疏忽（negligence）4种罪过形式。但美国刑事成文法中出现的可以表明犯罪心态的用语将近80种，[22]《模范刑法典》只是对多种具体犯意的浓缩。《美国税法典》对逃税罪的犯罪心态没有使用《模范刑法典》的用语，而使用了“有意地”（willfully）。[23]

　　逃税罪的有意指“自愿地，蓄意地违反明知的法律义务”。[24]因此，有意需要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三方面的事实：被告人的法律义务存在；被告人明知法律义务；被告人自愿蓄意地违反了法律义务。对于逃税罪犯罪心态的理解，美国税收犯罪经历了以下阶段。1933年United States v.Murdock案的判决中，法院承认：“国会并不是想把一个真诚、善意填写纳税申报、保存记录，而只是无法正确理解行动指令的人变成罪犯”，并将有意一词解释为，“行为具有坏的目的，或者邪恶动机”，也就是法院主张将善意的被告人排除在逃税罪之外。[25]接下来，在1973年的United States v.Bishop案[26]和1976年的United States v.Pomponio[27]案中，法院认为“坏的目的，或者邪恶动机”并不是有意必须证明的，而好的动机也不能单独成为构成无罪的抗辩理由。这两个判例后，建立起来有意是“自愿，蓄意违反明知的法律责任”的标准。[28]自此，构成逃税罪的主观心态，并不要求证明纳税人行为时有坏的动机或者是恶意，而要求证明纳税人知道他的义务而有意违反。

　　有意一词本身包含了蓄意和明知法律两方面的内容。可见，有意要求行为人对行为的违法性有认识，这看似有违根植于英美普通法“不知法不恕”的传统理念。然而，“不知法不恕”的基础是法律明确和可知的，但是，税收法律法规超乎一般法律的复杂性，使得普通公民很难根据税法知道和理解自己的义务。因此，国会对于税收犯罪做了特殊的规定，将有意违反法律作为其要件。于是，法院解释税收犯罪中的有意时，作为一个传统规则的例外，要求行为人最低限度地知道行为的违法性。如果行为人故意忽视法律或者“对于他应当知道的故意闭上眼睛”，[29]法官是否可以指示陪审团认定被告人明知法律呢？在英美法中，行为人已经意识到一定的客观要素可能存在，但是为了避免对要素的实际知晓而有意不去查实，称作“故意视而不见”（willful blindness或deliberate ignorance），[30]这种情况下，法官可以指示陪审团认定“明知”存在，在美国也称为“鸵鸟指示”（ostrich instruction）。假如指示可以用于逃税罪案件，那么，陪审团认定被告人认识到他对法律义务的理解有一个较高的可能性，但他有意避免了解真正的法律义务，就可以认定被告人明知法律。[31]对于“鸵鸟指示”是否可以用于税收犯罪，司法实践存在分歧。第三巡回法院持否定态度，认为“故意视而不见”的指示不能用于税收犯罪，因为税收犯罪必须“实际地知道”（actual knowledge）法律，才能证明故意。[32]第一巡回法院持相反的态度，认为该指示可以用于税收犯罪案件认定被告人明知法律，从而证明被告人有意的心态。[33]

　　（二）逃税罪与其他罪的交叉与衔接

　　从美国税收犯罪的规定看，各罪关系看似关系混乱，罪名之间界限不清，存在彼此交叉。然而，这种条款之间的交叉（overlap）关系，构建了以逃税罪为中心的严密法网，是立法者有意为之。刑事法网中，逃税罪与其他犯罪的关系表现为：

　　一是，逃税罪和其他税收犯罪[34]的交叉关系。因为逃税罪在美国税收犯罪中具有压顶石的地位，刑罚最重，证明要求也最高，于是，立法上专门设计了其他罪名与之交叉，符合逃税罪的某个要件就可以满足某些罪名的构成要件，当逃税罪的全部要件不能被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时，可以选择符合的其他罪名起诉，而这些罪名因为证明要求低于逃税罪，法定刑也相应轻于逃税罪，如果逃税罪和其他罪名的要件都符合，司法部的政策是以逃税罪优先起诉。例如，逃税罪和税收伪证罪，当行为人签署了虚假的纳税申报，但是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其有意逃避缴纳税款，可以适用税收伪证罪；逃税罪与虚假纳税申报、声明、或签署其他文件罪，[35]如果行为人递交给联邦税务局的文件有误，但无法证明他是有意逃避缴纳税款，可以适用虚假纳税申报、声明、或签署其他文件罪；逃税罪与欺诈意图的转移和隐匿罪，[36]如果纳税人欺诈地转移隐匿财产和应税货物，但不能证明他有应付税款的义务或有意逃税，则可以适用欺诈意图的转移和隐匿罪；逃税罪与妨碍税收罪，[37]行为人有舞弊行为而不能证明有意逃税，如果其行为阻碍了税收执法，则可以适用妨碍税收罪。

　　二是，逃税罪和其他非税收犯罪的交叉关系。这里的非税收犯罪指《美国法典》第18编的联邦犯罪，在某些情况下其可以适用于税收领域的逃税行为。例如邮件欺诈罪，[38]联邦检察官长久以来遵循着“当疑惑的时候，用邮件欺诈罪”[39]的座右铭。这一问题在税收领域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适用邮件欺诈罪可以免于证明行为人有意逃税的心态，和有应纳税款存在，而所有的纳税申报都是通过邮寄或电子方式递交给联邦税务局的，这便使邮件与实施逃税行为建立了关系。司法部对邮件欺诈罪用于税收领域的政策在不同时期发生了明显变化。2008年以前，司法部税收局的政策是优先适用税收犯罪体系中的条款作为起诉目标，对于税收犯罪更适合的情况，不支持用普通犯罪起诉，这样就限制了邮件欺诈罪在税收领域的适用。2008年以后，这一政策有了新的变化，体现在规定了对税收犯罪优先起诉的例外情况：[40]税收犯罪案件涉及到洗钱和毒品交易犯罪，在得到司法部税收局的授权，可以邮件欺诈罪起诉；另外，对于与税收相关涉及到计划欺诈政府或其他个人的，假如欺诈数额巨大，涉及重大利益的，可以支持邮件欺诈罪的起诉。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是，2002年颁布的《白领犯罪刑罚提高法案》中，邮件欺诈罪的法定刑由原来5年的上限，提高到了20年，对金融机构造成影响的最高法定刑达到30年，[41]法定刑之高是逃税罪望尘莫及的。因此，在逃税严重，需要适用重刑的情况，适用邮件欺诈罪起诉要比适用若干个逃税罪起诉得到更重的量刑。

　　逃税罪与其他税收犯罪的衔接关系，《美国税法典》中逃税罪与其他税收犯罪之间并不是都有交叉，与有些罪名存在衔接关系，如第7203节不提交申报、提供纳税信息或者不缴纳税款罪与逃税罪，逃税罪的行为方式必须是积极的，如果只是消极地不申报、不提供信息、不缴纳税款，则适用第7203节，构成轻罪，两罪在行为方式上衔接。

　　二、逃税罪刑事法网的“出口”

　　（一）逃税罪的抗辩事由

　　抗辩理由居于美国犯罪构成的第二层次，美国刑法中的“抗辩理由”（defenses），是被告人针对有罪指控而提出的证明自己无罪或者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和理由。[42]功能大体相当于大陆刑法中的“违法阻却事由”，但范围更广泛，不仅包括完全排除定罪或刑事责任的理由，而且包括降低犯罪等级或部分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前者称为完全的抗辩理由，后者称为不完全的抗辩理由。美国法院承认的抗辩理由五花八门，不同条款可适用的抗辩理由也不尽相同，难以统一归纳分类。通常具有普遍性的犯罪抗辩理由，如未成年、精神病、非自愿醉酒、被胁迫、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警察圈套等适用于逃税罪的可能性很小，以下是逃税罪审判实践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抗辩理由。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府〔2008〕7号



苏州市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建筑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太仓港口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苏州市建筑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第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苏州市建筑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6〕5号）和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建设厅、省建筑工程管理局《关于转发劳动保障部、建设部<关于做好建筑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的通知》（苏社医〔2007〕6号）精神，为切实保障因工遭受事故伤害的建筑企业农民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结合建筑企业特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一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设项目施工的所有建筑企业，应当按照本办法，为本企业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落实工伤保险待遇。同时，按照《建筑法》规定，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农民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本办法所称建筑企业是指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本办法所称农民工是指包括非本市户籍、符合法定劳动年龄、离开农村居住地，与建筑企业建立劳动关系，参与房屋建筑、装饰装修、设备安装以及市政工程施工等的从业人员。
第二条 建筑企业农民工工伤保险费根据工程项目类别、工程总造价，暂按如下标准计取：
房屋建筑工程＝工程总造价×1‰；装饰装修、市政工程、设备安装工程＝工程总造价×0.6‰。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市建设局、财政局可以在本办法实施后，根据工伤保险基金实际运行情况，按照“以支定收”的原则，对工伤保险基金征缴率适时提出浮动意见，报市政府同意后进行调整。
第三条 建筑企业农民工工伤保险费作为不可竞争的专用款项，在工程总预算造价中单独列项，作为整个工程施工期间包括所有专业承包企业、劳务分包企业须缴纳的工伤保险费，由建设单位在开工前一次性拨付给施工总承包企业或直接发包的承包企业（以下统称“承包企业”），以建设项目和本企业的名称将此专用款存入银行账户。
第四条 新开工建设项目的承包企业应当在开工前，持建设项目《中标通知书》或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工程所在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和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缴费手续，取得《建筑企业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证明》。
第五条 建设单位在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时，应当提供《建筑企业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证明》。
第六条 建筑企业农民工实行实名制管理。建筑企业应当在建设工程项目开工之日起10日内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报农民工名册；施工过程中农民工数量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报农民工增减名册。
第七条 建筑企业农民工工伤保险基金单独核算管理。统筹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应当会同建设局、财政局根据工伤保险基金实际运行情况，按照“以支定收”的原则，对工伤保险基金征缴费率适时提出浮动意见，报市政府同意后进行调整。
第八条 建筑企业农民工享受工伤保险的期限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合同期限为基准，即自建筑工程开工之日起至合同竣工之日止。合同工期内不能竣工的工程，承包单位在合同竣工之日前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办理工伤保险期限顺延手续。若合同工期延长，同时追加预算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同时补充征缴工伤保险费。
第九条 建筑企业负责农民工工伤申报工作。建筑企业农民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时，建筑企业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及时救治，并按规定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0天内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报工伤，因建筑工程需要临时增加或调用的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的，应当在事故发生24小时内向参保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报告备案。
第十条 建筑企业在申报农民工工伤时，应当同时提供经工程承包企业、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三方确认的《建筑企业农民工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受理申请后，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程序进行工伤认定；农民工经工伤认定，在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可按规定向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劳动能力鉴定，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按规定程序及时做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第十一条 参加工伤保险的建筑企业农民工在受到工伤事故伤害后，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由于建筑企业变动性大，为确保其利益，农民工工伤保险待遇原则上采取一次性支付的方式。
（一）被鉴定为五至十级伤残的农民工，由工伤保险基金按规定报销工伤治疗费用，并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用人单位按《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一次性支付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同时终止工伤保险关系。
（二）被鉴定为一至四级伤残的农民工，由工伤保险基金按规定报销工伤治疗费用；因工死亡农民工的供养亲属，可自主选择一次性享受定期工伤保险待遇。自愿选择一次性享受定期工伤待遇的，与用人单位签订协议，解除、终止劳动关系，终止工伤保险关系。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按以下标准一次性支付给建筑企业，由建筑企业发放给工伤农民工或工亡农民工供养亲属。
1.伤残津贴按工伤发生当年的待遇标准一次性支付至男60周岁、女55周岁，最低不得低于5年，最长为20年。
2.护理费按劳动能力鉴定后的护理费标准一次性支付至75周岁，最长为20年。
3.供养亲属抚恤金按未成年子女一次性支付至18周岁；配偶、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成年子女和父母一次性支付至75周岁，最长为20年。
（三）工伤农民工的一次性工伤待遇，原则上应当在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做出后的3个月内按以上标准结付，工伤保险待遇涉及农民工本人工资的，按同期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60%执行。
第十二条 农民工工伤保险待遇中按规定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结付的部分，由建筑企业持《农民工工伤认定决定书》、《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或工亡证明（死亡医学证明书原件和复印件）、门诊病历与出院小结（原件和复印件）、医疗费原始发票、住院费用明细清单、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工伤保险待遇的申领手续。
第十三条 建筑施工企业应当按照本办法为所有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并在《农民工维权告知牌》上标明参保项目、参保日期和投诉、举报的渠道等。《农民工维权告知牌》应设置在工地现场的显要位置，接受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有关各方的监督和检查。
第十四条 各级劳动保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建筑企业的管理,督促建筑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对未按规定参加工伤保险的建筑企业，责令其限期参保，并依法查处。
第十五条 建筑企业未按规定为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的，农民工可以到工程所在地的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举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未按规定为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的建筑企业，列入不诚信企业名单。
第十六条 建筑企业应当加强安全生产宣传和上岗培训，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执行安全卫生标准和规程，积极预防工伤事故的发生，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第十七条 积极探索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各地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提取5%，作为工伤预防资金，主要用于：
（一）安全施工和工伤保险宣传教育；
（二）农民工工伤预防的培训；
（三）当年工伤保险基金收不抵支时，予以调剂使用。
工伤预防资金列入统筹地区同级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按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利率计息，利息并入基金。
第十八条 预防资金的使用每年由统筹地区劳动保障、建设行政部门编制使用预算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备案后规范使用。
第十九条 本市交通、水利、园林等其他各类工程施工单位应当参照本办法为本企业农民工办理参保登记和缴费手续，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督促指导，以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08年2月1日起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