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王 巍
摘要：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它以目的条款为通常的表现形式，由特定的价值取向所支配并受制于本国的制度基础。我国反垄断法应以制止垄断、维护竞争和保护多元利益为基本的立法目的。但是，应坚持对中性的垄断进行适度地干预，对多元和多变的竞争进行全面而灵活的保护，并在认定效率是前提、非效率是保障的基础上对二者加以平衡。另外，我国反垄断法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三个方面的主导方向应该分别是：深化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依法规制垄断、全面规范行政行为，并基于这三大制度基础来构筑完善、系统的立法目的。
关键词：反垄断法；立法目的；价值取向；制度基础
导论
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宣示性和导向性，为所有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提供价值基础。本文选取“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三个假设：①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它并非空洞的宣言，而是具有实践价值的“元规则”；②各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相似性，但没有两部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完全相同的；③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受价值取向支配的，而价值取向的产生源于制度基础。笔者立足于立法目的本身的不可复制性和可商谈性，以反垄断法草拟稿的目的条款为参照系和逻辑起点，沿着“目的条款→立法目的→价值取向→制度基础”的思维流程，尝试对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进行解析和完善。本文的形式目的在于完善我国反垄断法的目的条款，实质目的在于反思当前反垄断立法的价值取向，而深层目的在于挖掘我国建构反垄断法的制度基础。希望下文的理论探讨能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反垄断法制定工作有所裨益。
一、目的条款中的立法目的
价值取向与立法目的作为反垄断法的宗旨，在形式上通常体现为目的条款，位列该法之首；在本质上则反映对特定利益的保护，奠定了整部法律的基调。反垄断法“这样在实体规范和执行方式都‘集大成’的法律，如果不能掌握其‘合目的性’的基本要求，依规范性质作好执行分工，很可能会导致高成本、低效率的执行，使它成为一部最不经济的经济法。”[1]因此，通过对目的条款的优化设计，从而确立准确而又富有弹性的立法目的，这对于制定“优质”、“高效”的反垄断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拟稿）第一条规定：“为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这一目的条款虽然仍处于“征求意见”之中，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当前立法中对反垄断法的基本定位是“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但是，“垄断”既可以是行为，也可以是状态，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应该是行为而非状态。市场竞争本身就包含了竞争垄断地位的内容。创新获得市场垄断地位即创新的垄断，“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保护作为创新的结果，但并不因此限制其他人进入追逐垄断的创新过程。”[2]以美国为代表的诸多反垄断法先进国家实际上已将垄断状态视为合法，这体现了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放弃分拆“微软”的诉讼请求即是最佳例证。何况，在以自由竞争为本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反垄断法也不应将经营者在物美价廉基础上获取的垄断状态视为违法并予以制裁。笔者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法也应顺应国际趋势，采取“禁止垄断行为而宽容垄断状态”的价值取向，既为竞争的经济秩序营造法治氛围，也为不断成型的规模经济创造宽松环境。因此，在反垄断法的目的条款中，宜将笼统地“制止垄断”细化为“制止垄断行为”，并在界定“垄断”时对具体的垄断行为明确地加以限定，为执法和司法确立清晰的实体依据。即使要对特殊情形下的垄断状态予以规制，也应将其纳入到垄断行为的范畴，并辅之以可操作的标准。
另外，立法者应仔细思量反垄断法在维护“公平竞争”方面的价值取向。是否竞争的价值就仅仅局限于“公平”？面对“公平”标准在不同法系、不同国别、不同法域中所具有的多重语境色彩，人们在纷纭的价值冲突面前又将如何抉择？事实上，“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3]，这一人类交往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常常在不同的经济时期赋予竞争不同的内涵。除了公平，自由、有序、和谐等也是竞争所信奉和追求的价值，人们已逐渐认同竞争在内涵外延方面所彰显的巨大弹性。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在反垄断法的目的条款中可暂不对“竞争”的外延作出限定，只概括地规定为“维护竞争”。必要时可在其他具体条款中对特定的竞争价值予以强调，或者在解释时适当地拓展竞争的价值空间。既然反垄断的目的在于解决抑制竞争的问题，而竞争并不必然就是一个自我维持的过程。因此，为了确保竞争的活力，干预是必需的。[4]由此可见，“维护竞争”实际上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一种间接管制。因此，对竞争的“维护”应做广义理解，体现培育竞争、促进竞争、深化竞争等多重含义。但是，“看来减少竞争的经营做法实际上可能有其合理的目的”[5]，反垄断法在维护竞争时不应轻率地对市场进行干预。我国的反垄断管制也应确立必要的“合理规则”，对可能滥用的管制性权力加以规范和制约，切实保障市场经济的自治基础——自由竞争。
反垄断法是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器。草拟稿的目的条款确立了“多元”保护范式，即对经营者、消费者、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等不同的“利益体”均予以保护。在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间最基本的竞争无疑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以及经营者之间的竞争，这两种竞争分别涉及民众福祉和经济环境。笔者认为，对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是值得肯定的，体现了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和市场竞争最优化的市场理念。但是，对经营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保护则有待商榷。经营者在整体上处于相对强势，其受益是自然的和现实的，市场竞争最优化本身就蕴涵了经营者受益的内容。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容过于抽象和宽泛，不具备立法目的所应有的独立指导价值，并且容易产生歧义。因此，不宜把经营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列入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毕竟反垄断法不是“万能法”，立法目的也不是“百宝箱”。值得注意的是，“现今中国消费者政策已开始朝向积极的消费者政策转化”[6]，反垄断法应与其他法律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加强分工协调，避免重叠或冲突。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则应避免过于宽泛地加以理解，可在其他条款中明确具体标准，并作出相应的排除性规定，防止它成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等诸多狭隘利益的“挡箭牌”和“护身符”。
二、立法目的背后的价值取向
由上可知，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制止垄断；维护竞争；保护利益。既然立法目的是受价值取向支配的，那么探求立法目的背后的价值取向就具有先导意义。下文将重点围绕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对反垄断立法的需求展开讨论，旨在反思国人对制止垄断、维护竞争、保护利益这三大主题的价值取向。
1、制止垄断：垄断乃中性，干预宜适度
反垄断是一种不断地被锤炼和不断地被重新定义的政策：它来源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市场制度的信仰，也来源于关于竞争性的市场并不一定是自我维持和自我纠错的假设。[7]从字面上看，反垄断法的“反垄断”具有绝对性，似乎制止一切垄断，如很多国家的反垄断法在名称或目的条款中所宣称的；从内容上看，“反垄断”具有明显的相对性，仅仅制止特定垄断，如各国反垄断法通过界定关键概念（如“垄断”、“经营者”、“市场”等）、限定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确定合理原则、规定豁免情形、划定适用除外的范围等方式来调整规制的视阈。从效率的观点来看，垄断条件下的价格太高，因此一般的公共政策是要在可能的地方用竞争取代垄断，但取代垄断有时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必要的。[8]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稳定和成熟，人们对垄断、反垄断、反垄断法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既有的理论框架和制度范式经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和批判。即便是在反垄断法最发达的美国，一百多年来有关“反垄断”价值取向的纷争也从未停息过。“市场中人大概无不偏爱垄断。”[9]人们在表面上钟爱竞争而痛恶垄断，但在内心深处对垄断的情结则是复杂的和微妙的。对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转型国家而言，市场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加之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双重不足，要求我国对“垄断”的定位必须是审慎的——既务实又前瞻。笔者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法可以把垄断视为中性的，结合经济发展的阶段、程度、要求来适时调整对垄断的定位。
当然，对垄断的“中性”定位也并不排除反垄断法对垄断进行有侧重点、有针对性的规制，更不排除反垄断政策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形下的倾斜规制。垄断具有复杂多变的特性，其含义在西方各国也有所不同：在日本法中指垄断状态和垄断力的滥用；在美国法中指垄断化；在德国、英国、法国及欧共体法中则指垄断力的滥用。[10]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垄断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复合性：行政垄断堪称特色和重点，但它具有过渡性，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深度改革会逐渐趋于淡化；限制竞争的共谋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企业合并将会不断凸显，并成为反垄断规制的主流方向和基本类型；其他垄断形态也会在市场的不断演变中渐渐显露，并被纳入反垄断的范畴。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宜秉持“干预适度”的原则，在反垄断的类型、程度、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适度地管制，既有效解决现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又充分回应今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毕竟“对市场垄断的评判，必须建立在对具体企业、产业的实证分析基础上。反垄断法的实施是一项细致、艰巨的工作。”[11]我国的反垄断法还需要在理论、技术、经验、人才等方面进行长期积累，立法也不宜过早形成定论、定式。
2、维护竞争：竞争是多元和多变的，对竞争的保护宜全面而灵活
维护竞争可以说是反垄断法的初衷，但维护什么样的竞争却成了反垄断法永恒的主题。竞争是指一种经济物品的需求有多于一人的需求，即凡是多过一个人需求同一经济物品，竞争就必定存在。[12]这种经济上的竞争成为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也是其他竞争的根源。竞争对于市场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它迫使厂商寻找更有效的生产商品的方法并且更有效地满足消费者愿望。[13]另外，竞争还具有减少无知、扩散知识、抑制错误的功能。[14]实际上，“竞争”已将市场主体（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追求精妙地浓缩于其中，并成为政府干预市场调节的基本目标，正所谓“寓竞争于管制”。但经济的变幻使竞争呈现出多元和多变的特点，这为反垄断法的保护机制提出了难题。一方面，自由竞争的价值取向仍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属于基础性和前提性的竞争目标；另一方面，公平竞争的价值取向已被人们认同为极为重要的竞争目标，并成为完善自由竞争的平衡器。除了自由和公平这两大基本追求外，竞争还被赋予安全、有序、健康、和谐等诸多价值取向，其中不乏具有各国本土特色以及带有浓重政策意味的价值取向。因此，竞争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背景下往往不断变化。
正如垄断具有相对性，竞争也具有两面性，它们实际上都是双刃剑。竞争作为一个中性概念，兼具主观性与客观性、自觉性与盲目性、合法性与违法性、建设性与破坏性，而反垄断法（竞争法）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弘扬竞争的积极功能而贬抑竞争的消极作用。[15]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的不成熟造成对竞争的“饥渴”，主导性的经济政策多以培育竞争、鼓励竞争、保障竞争为基调。而人们对竞争的认识又是千差万别甚至迥然相异的，尤其重要的是，存在着对竞争的积极方面认识不够和对竞争的消极方面估计不足的双重困境。笔者认为，以目前的竞争水平和认识水平来对多元、多变的竞争进行准确定位是不现实的。因此，为了使我国的反垄断法在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立法者可以确立一个“有容乃大”的竞争概念，用抽象的“竞争”涵盖多元和多变的竞争，并对其采取全面而灵活的保护。
3、保护利益：效率是前提，非效率是保障，二者之间宜平衡
经济利益既是推动竞争的原动力，也是一切竞争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16]反垄断法的产生正是肇始于对经济利益的维护，并由保护经济利益拓展到对非经济利益的保护。随着广泛的政府干预对市场缺陷的弥补渐次展开，这种深刻的复合型保护已经成为反垄断法的鲜明特色之一。回首当初谢尔曼法的立法过程，它总是与一个两难悖论相关：一方面，它为了保护消费者而禁止贸易限制和垄断，为了竞争所能带来的效率而试图维护竞争；另一方面，它又企图去保护小的企业，试图创造一个公平的比赛环境，即使这意味着不得不牺牲某些程度的效率。[17]消费者集团与受到侵害的企业倾向于支持反托拉斯政策，而许多企业则宣称这些政策影响了经济效率，政府在反托拉斯方面的努力也随着注重竞争与注重反托拉斯限制的效率成本的变化而时起时落。[18]时至今日，这一“两难悖论”仍在很大程度上牵引着反垄断法的脉搏，保护利益的价值取向始终在效率与非效率两个极点间滑动，随着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变迁而不断调整。
如本文第一部分中所言，笔者认同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作为立法目的，即追求市场竞争最优化和消费者利益最大化。这二者可以分别被纳入效率与非效率的范畴，但将它们截然区分为效率与非效率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效率和非效率在价值理念层面的融合已使二者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了。“反托拉斯法早于消费者运动甚久以前即已建立，因此我们应该无法说消费者保护运动是反托拉斯政策的指导理念。”[19]其实，消费者利益和其他非效率利益都是在效率利益之后出现并不断被重视的。由此可见，效率原则先于非效率原则产生，并且深刻影响着非效率原则的发展。从长远和根本的角度考虑，非效率原则对效率原则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保障效率的持久性和稳定性。但不可否认，效率原则比非效率原则更具有先导性，反垄断法“应以经济效率作为其主要追求目标，如果其效率之有无并不明显时，始考量其他次要目标：如保护中小企业、财富分配、消费者利益。”[20]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在“保护利益”的价值取向上宜坚持效率是前提、非效率是保障的原则，并在二者的相互契合中谋求一种动态的平衡。
三、价值取向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
价值取向作为一种主观性的偏好，它的产生源于制度基础。我国继受反垄断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本土的制度基础上对舶来的反垄断规则进行比照、改造和融合的过程。既然价值取向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主要受制于制度基础，那么对制度基础的考察就具有更深刻的“求知”意味。何况“在市场规则的选择中，必然有着某些非目的论的因素。”[21]反垄断法的制定、执行、修改、解释以及其他应急性的变动，并非都出于原有的立法目的或价值取向，而是实践基础上的“非目的性”经验设计。这种经验设计也是对制度基础的适应，并有可能在程序的促动下提升为价值取向或立法目的。因此，探讨价值取向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对我国反垄断法的确立、完善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反垄断法旨在限制反竞争的行为，它的所有价值都维系于“竞争”二字。我国引进反垄断法正是为了满足当前经济转轨中对竞争的迫切需要，用法律构筑竞争制度、竞争系统和竞争秩序。而“竞争实际上是多维的，至少包括经济、法律和政治这三方面的内容。”[22]反垄断法的制度基础也主要体现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中。因此，我国要构筑完善和系统的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就应深入探讨反垄断法价值取向背后的三大制度基础，明晰它们各自的主导方向。
（1）经济制度的核心应是深化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1993年“市场经济”入宪，这是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首要宪法基础，也为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划定了最底线的价值取向。计划经济作为权力经济和垄断经济，难于将现代意义的反垄断法融于其中；而市场经济作为权利经济和竞争经济，则为反垄断法的诞生和运作提供了基本前提。与西方“自治→管制”的制度路径相反，我国实际上是沿着“管制→自治”的轨迹迅速前行的，并且呈现出管制与自治之间相互结合、渗透和促动的趋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管制实际上是自治的工具，“管制的目的只是为了让私法自治有更大的发挥空间。”[23]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首先应维护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不应使私法自治扭曲变形为高度管制的计划经济。国家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只能限制在不侵害社会自治权的范围之内，对逾越这一范围的反垄断规制（无权干预和滥用权力）应加以限制，从而实现自治与管制的均衡。
（2）法律制度的关键应是依法规制垄断。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这是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另一宪法基础，也为依法规制垄断奠定了法治基础。法治理念下的约束权力旨在保障权利，反垄断法在依法授予反垄断权力的同时也限制了反垄断的权力，通过合法限度的干预来深化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反垄断管制的原则正是在于用法律来确立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行为规则，同时明确人为垄断的反社会性质并宣布其非法，从而将非法垄断置于政府机构的(直接)控制之下，由此来间接地控制垄断价格。[24]我国的反垄断法应以依法规制垄断为基准，坚持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来划定垄断的合法与非法的边界，排斥一切法外“豁免”、“除外”等脱法的垄断。而且，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任何法律主体都必须平等地接受反垄断法的调整，不允许任何法外特权的存在。另外，市场的分散化意味着不同范围的垄断割据，意味着许多种相互冲突、矛盾和重叠的制度框架的存在和起作用。[25]因此，在WTO的框架下，统一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诸侯经济）要求统一的反垄断法律体系，决不允许任何法律主体（尤其是特定部门、地区或行业等）对反垄断法进行分割（即规则的垄断）。依法规制垄断要求反垄断法树立极大的权威性和至上的效力，公正地调整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平等地保护和促进一切正当利益的充分实现，在垄断与竞争之间形成必要的法律限度。
（3）政治制度的重心应是全面规范行政行为。在美国，政治过程主要体现在司法体系中；在中国，政治过程主要体现在行政系统中。[26]我国的反垄断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政治性集中表现在如何有效地规范行政行为。我国正在进行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联动效应的政治文明建设极大地推动着行政改革，这势必对反垄断法律制度的确立和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垄断不是件好事，它具有收入不平等和政治力量的非民主倾向的色彩。”[27]而在我国民众的心目中，垄断的本身和背后常常浮现着行政的影子，既有的行政体制、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对反垄断法的制定和执行等一系列环节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庞大的行政主体不仅可以通过“作为”来促成或维持自身垄断，而且可以通过“不作为”来助长或放任他人垄断。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必须全面规范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不断提高行政机关在规制垄断中的法治和善治程度，“保证政府的权力行使受到控制，以便政府的权力行使不致摧毁政府权力有意促进的价值。”[28]政府身兼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准立法权）、解释者、执行者、裁判者（准司法权）等多重角色，应身体力行地维护反垄断法这一“公共物品”的竞争价值，防止国家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最常表现出的“行政权的无序性和随意性”[29]，坚决制止行政主体通过行政垄断谋取“私利”（如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等）。
总之，我国的反垄断法能否名副其实以及能否成为“活法”，关键要看整体的制度配套和衔接状况。“市场经济的成功取决于一系列花长期才能建立的制度，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市场概念。而且，如果要经济走向繁荣，所有这些制度都必须运行得相当好才行。”[30]竞争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和基础，正是由一系列关联的制度来保障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三者相互贯通和影响，从基础上决定着竞争的定位和效果。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从形式上和实质上真切地再现着上述三大制度共洽的内涵，这也是立法目的最基本的起点和归宿。
结束语
盘锦市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
辽宁省盘锦市人民政府
盘锦市人民政府令
第30号
《盘锦市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已经2007年3月2日盘锦市第五届人民政府第2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
市长 陈淑珍
二○○七年四月五日
盘锦市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公正及时处理人事争议，保护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根据《辽宁省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省政府令第136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仲裁机关处理人事争议案件，应当遵循及时、公开、合理的原则。当事人在人事争议仲裁中的地位平等。
第二章组织机构
第三条市和县、区政府设立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作为处理人事争议的专门机构，负责处理管辖范围内的人事争议。
第四条仲裁委员会由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仲裁委员会主任由同级人民政府分管人事工作的负责人担任，副主任、委员可以聘请有关方面的人员担任。
仲裁委员会组成人数应当是单数。
第五条仲裁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仲裁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同级政府人事行政部门，负责处理仲裁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办理仲裁委员会授权的有关事宜。
第六条仲裁委员会处理人事争议，应当组成仲裁庭。仲裁庭由3名以上(含3名)的单数仲裁员组成，仲裁委员会指定一名仲裁员担任首席仲裁员。简单的人事争议案件，仲裁委员会可指定一名仲裁员独任处理。
第七条各级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应配备相应的专职仲裁员，并可根据仲裁需要，聘请有关部门的人员、专家学者和律师担任兼职仲裁员。
兼职仲裁员与专职仲裁员在执行仲裁公务时享有同等权利。兼职仲裁员进行仲裁活动，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支持。
第三章管辖
第八条市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市属单位、国家与市共同管理单位、市行政区域内的省属单位发生的人事争议，以及跨县（区）的人事争议。
县（区）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县（区）属单位及县（区）以下管辖单位发生的人事争议。
第九条上级仲裁机构可以直接受理下级仲裁机构管辖的人事争议仲裁案件。仲裁机构之间发生管辖争议的，由共同的上一级仲裁机构指定管辖。
第十条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下列人事争议适用本规定：
（一）国家行政机关与工作人员之间因录用、调动、履行聘任合同发生的争议；
（二）事业单位与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履行聘用
（任）合同发生的争议；
（三）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仲裁的人才流动争议和其他人事争议。
第四章仲裁程序
第十一条人事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当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按被申请人数递交副本。
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籍贯、工作单位、住址、电话和邮政编码。如果申请人是单位，应写明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被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住址、电话和邮政编码。如果被申请人是单位，应写明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三)仲裁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理由；
(四)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住所和联系电话。
仲裁申请书应当由申请人签名，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名。
第十二条仲裁委员会办公室接到仲裁申请书后，应对下列事项予以审查：
(一)申请人是否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二)申请仲裁的人事争议事项是否属于受案范围；
(三)申请仲裁的人事争议是否属于本仲裁委员会管辖；
(四)申请书及有关材料是否齐备并符合要求；
(五)申请时间是否符合仲裁申请的时效规定。
第十三条仲裁委员会应当自收到仲裁申请书之日起，在7日内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应当在做出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并组成仲裁庭；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5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被申请人没有按时提交或者不提交答辩书，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第十五条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为争议案件的当事人。具备法人资格的单位由法定代表人参加仲裁活动；非法人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参加仲裁活动。
在仲裁活动中，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更换，应由新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继续参加仲裁活动，并向仲裁委员会提交其身份证明书；原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参加仲裁活动的行为有效。
第十六条当事人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由其监护人参加仲裁活动；当事人死亡的，由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参加仲裁活动。监护人、法定代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明确或者互相推诿的，由仲裁委员会指定代理人。
第十七条当事人可以委托1至2名代理人参加仲裁活动。委托他人代理，必须向仲裁委员会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必须明确委托事项和权限。委托代理人的权限如果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应当及时书面告知仲裁委员会。
第十八条一方当事人在3人以上并有共同的仲裁申请理由，可以推举代表参加仲裁活动，代表人数由仲裁委员会确定。代表人在仲裁活动中的行为，对其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
第十九条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超过申请时效的人事争议，在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后，仲裁委员会应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受理。
第二十条仲裁应当公开开庭进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公开开庭，进行书面仲裁：
(一)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的；
(二)当事人协议不公开开庭的；
(三)仲裁庭认为不宜公开开庭的。
第二十一条决定开庭仲裁的，仲裁庭应当于开庭前5日将开庭时间、地点等书面通知当事人。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对仲裁申请人可按撤回申请处理，对被申请人可以缺席仲裁。
第二十二条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仲裁庭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必要时也可以自己收集证据)，有权向有关单位查阅或者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档案、资料和证明材料，有权向知情人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
证据只有经过当庭质证查证属实后，方能作为仲裁裁决的依据。
在调查人事争议案件中，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仲裁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应予以保密。
第二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员（包括书记员、鉴定人员、勘验人员和翻译人员）应当自行申请回避，当事人和代理人有权以口头或书面形式申请其回避：
(一)属于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
仲裁委员会对回避申请应当及时做出决定，并通知当事人。
第二十四条仲裁庭处理人事争议应当先行调解，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促使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对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根据协议内容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和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的结果。调解书由首席仲裁员或者独任仲裁员以及双方当事人签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反悔的，仲裁庭应当及时进行裁决。
第二十六条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有权进行辩论。辩论终结时，首席仲裁员或者独任仲裁员应当征询当事人的最后意见。
第二十七条裁决应当按照多数仲裁员的意见做出，少数仲裁员的不同意见应当记入笔录。仲裁庭不能形成多数意见时，裁决应当按照首席仲裁员的意见做出。
第二十八条对重大的或者疑难的人事争议案件，仲裁庭可以提交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仲裁委员会的决定，仲裁庭必须执行。
第二十九条仲裁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仲裁委员会批准可以延期开庭审理：
(一)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仲裁活动参与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到庭的；
(二)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
(三)当事人申请回避，需要重新组成仲裁庭的；
(四)其他需要延期的情形。
第三十条仲裁庭做出裁决后，应当制作裁决书。裁决书应当载明仲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裁决结果、仲裁费用的负担、裁决日期等。裁决书由仲裁庭成员或独任仲裁员签名并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
当庭宣布裁决的，应在5日内送达裁决书；定期宣布裁决的，宣布后立即送达裁决书。裁决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十一条送达仲裁文书必须有送达回执，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盖章。受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仲裁文书应当直接交予受送达人；本人不在的，交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仲裁委员会指定代收人的，交予代收人签收；受送达人一方是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又没有向仲裁委员会指定代收人的，可以交其负责收件人签收。调解书必须直接送达当事人。
第三十二条受送达人拒绝接受文书的，送达人应邀请有关组织的代表或其他人员到场见证，在送达回执上写明情况，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把仲裁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
第三十三条直接送达仲裁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当事人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代为送达，或者挂号邮寄送达。邮寄送达以挂号查询回执上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三十四条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仲裁文书的，可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第三十五条仲裁委员会受理人事争议案件期间，双方当事人不得有激化矛盾的行为，个人必须遵守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单位不得对其做出与争议内容有关的新的处理。
第三十六条仲裁庭处理人事争议案件，一般应当在仲裁庭组成之日起60日内结案。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经仲裁委员会批准，可以适当延期，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
第五章执行与监督
第三十七条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当事人必须执行。
第三十八条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仲裁裁决，属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范围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九条当事人认为仲裁裁决有错误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做出裁决的仲裁委员会书面申请重新仲裁，但不因此停止裁决的执行(仲裁委员会认为应当停止执行的除外)。
仲裁委员会应当在收到申请重新仲裁材料之日起30日内做出审查决定。经审查，决定不予重新仲裁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决定重新仲裁，并另行组成仲裁庭处理：
(一)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活动违反法定程序；
(二)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三)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
(四)仲裁员在仲裁案件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等行为。
第四十条仲裁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发现已发生效力的仲裁裁决确有错误，需要重新仲裁的，应当提交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
仲裁委员会决定重新仲裁的，应当另行组成仲裁庭审理。
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在仲裁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仲裁委员会应当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干扰仲裁活动，阻碍仲裁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
(二)拒绝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和其他证据材料的；
(三)提供虚假情况的；
(四)对仲裁工作人员、仲裁参加人、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第四十二条仲裁工作人员在仲裁活动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收受贿赂、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三条案件终结后，应将案件的全部材料按类别或时间顺序排列，编写目录、页码，立卷归档。
第四十四条仲裁案卷分正卷和副卷装订。
正卷包括：申请书、答辩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证据材料、勘验笔录、鉴定笔录、谈话笔录、开庭笔录、调解书或裁决书、送达回执等。
副卷包括：立案表、合议笔录、汇报笔录、请示报告、领导批示、会议笔录、文书底稿、结案表等。
第四十五条仲裁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建立严格的案卷借阅、查阅制度，保证案卷的完整与安全。
第四十六条人事争议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交纳仲裁费用。仲裁费分为案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
受理费标准参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由申请人在收到仲裁委员会受理通知书后5日内预交。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放弃仲裁申请处理。
处理费按仲裁活动实际发生费用缴纳，包括差旅费、勘验费、鉴定费、证人误工补助费、误餐补助费、仲裁员补助费、文书表册印刷费、交通费等。处理费由申请人在收到仲裁委员会受理通知书后5日内预付，案件审结时据实结算。
第四十七条案件经仲裁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费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负担。案件经仲裁委员会裁决的，仲裁费由败诉方负担。双方当事人部分败诉的，视败诉情形，由双方当事人分别负担。当事人撤诉的，全部费用由撤诉方承担。
第四十八条本规定由盘锦市人事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本规定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