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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权——《行政许可法》的主要功能

汤丽琴


2003年8月27日闭会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行政许可法，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了第7号主席令，颁布了这部法律，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应当说，《行政许可法》的制定与实施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必将推进我国行政许可行为的法制化、规范化，推进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整个进程。
“法治”的基本意思是依法办事、依法治国、依法管理国家。法治要求政府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办事；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如果违反法律、超越法律活动就要承担法律责任。法治的实质是人民高于政府，政府服从人民。因为由人民代表机关制定的法律体现的是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讲到，全体公民拿出自己的部分权力，交由一个民选的集团统一行使，并与其签订契约，如不能很好的服务公众，这个集团将承担违约的责任 ——被人民罢免。从中传达出强烈的“政权民授”的民主法治理念。人们之所以组织政府、制定法律、推行法治，最终目的与价值是为了确保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然权利和法定权利不受非法侵害与剥夺。作为权力的所有者和体现者，任何政府都有扩张的驱动内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日益背离了它产生的初衷，对它的服务本质发生了异化，而政府高度集权，职能无限扩张，必然导致权力的过度集中和行使无度，强权的绝对自由最终会吞噬掉社会公众的主体自由，2003年的孙志刚案、孙红雷案、李桂芳案，今年的嘉禾、沈阳拆迁案无一不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带来的祸患。因此，现代法治意义上的政府体现的应当是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权力，其规模、职能、权力及其行使方式必须来自法律的明文规定，同时，政府的运行受到社会的监督和制约，权力一旦逾越其法定疆域，将会得到及时有效地纠正，违法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也就是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而要实现这些目标，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实现行政法治是唯一途径。在这方面，《行政许可法》将发挥出巨大的功能。行政许可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权力，是行政机关依法对社会、经济事务实行事前监督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不可缺少的，但目前的问题是行政许可过多过滥，一些中央政府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规章，甚至通过一般规范性文件滥设许可，而且设定许可的事项不规范，有些行政机关把行政许可作为权力“寻租”的一个手段，通过许可乱收费，为本部门争权、为本地方谋利，也导致行政审批领域大量公权被利用，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因此说行政许可已经成为一个腐败源并不为过。同时，重许可、轻监管或者只许可、不监管的现象比较普遍，总体看，原有的行政许可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建设法治政府的一个障碍。据统计，国务院六十五个部门有行政许可职能的部门和单位共有行政许可项目3948项，涉及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三批清理取消和调整了1795项审批项目，现仍有2100多项。再以有特区速度之称的深圳为例，在深圳，一个高科技工业项目，一般要经过十三个部门审批，收取三十多项费用，盖五十多个公章，时间至少需要六个月，其中有五个部门要前后进行两次以上审批。政府的一些行为，严重限制了市场主体和公民个人的自由，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个人积极性、创造性地发挥。对此，《行政许可法》通过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制度和行政许可的设定权制度加以严格规范，该法明确规定，只有六类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一是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二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三是提供公共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有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四是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五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六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同时，该法还进一步规定，即使在上述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范围内，如果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也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一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二是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三是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四是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这是我国法律首次对市场机制优先、公民法人自主决定优先、自律机制优先原则等法制理念的确认。应当说，行政许可法的这些规定严格遵循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通过竞争，优化资源配置，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合理利用公共资源、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等问题，就难以靠市场来解决，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因此，设定行政许可，必须首先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凡是市场、社会自律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应当干预，更不应设定行政许可来干预；凡是市场、社会自律解决不了的问题，政府才能介入，即使是必须通过设定许可解决的，也要着眼于培育市场机制和社会自律机制，在市场机制和社会自律机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时，要及时废止行政许可。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许可的设定还应当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行政许可作为一项公权力，它的行使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因此，行政许可不能不适当的介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的行使。实际上从法理上讲，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即“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公民的权利包括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前者包括人身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与财产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后者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主要包括名称权、财产权，后者也主要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原则上说，对民事权利，法律一般不能加以限制，由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主决定，只有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使这些民事权利可能对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并且这种损害难以通过事后赔偿加以扼制、补救时，才能设定行政许可。
在明确行政许可设定范围的基础上，行政许可法又进一步明确了另外一项重要制度，即行政许可的设定权制度。行政许可法规定，今后，只有四类主体：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省级人民政府，依照行政许可法规定的权限可以设定行政许可，除此之外，其他国家机关，包括国务院部门，一律无权设定行政许可。与此相应，该法规定，只有五类规范性文件才能设定行政许可：即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的决定、地方性法规、省级人民政府规章。除此之外，其他规范性文件，包括国务院部门规章，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对于地方政府的许可设定权，该法加以严格限制，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只能因行政管理急需设定不超过一年期限的临时性行政许可。还规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其设定的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地区市场。这无疑有助于消除法制和市场的部门分割与地方封锁，建设法制统一政府。
此外，行政许可法还对行政许可的实施制度和监督与责任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然而，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关于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与设定权制度的规定，该法通过限制行政许可事项的范围，对政府规制人们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范围加以限制，以法定方式取消了政府过去实施的大量的不必要的规制，还市场主体和公民个人以自由，以釜底抽薪的方法，促使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法治政府转化。而对于许可设定权的严格规定，则以法律的形式从权源上对部门和地方的规制权加以限制，无论是取消国务院部门规章的行政许可设定权，还是不允许地方政府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设定行政审批，目的只有一个，即防止各部门自我授权，为本部门或本系统设定和扩大权力，从而谋取小团体或个人的利益。如前所述，法治原则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依据应是法律，在这方面，政府的权力与公民的权力恰恰相反，公民的权力是“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而政府的权力则是“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权力要服从于法律，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运作，决不能以权代法。从行政权行使的方式来说，必须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超越职权、滥用职权都是不合法的表现，要实现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实体合法与程序合法，前提是法律有明确的规范和严格的监督与责任制度，即依法治权，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行政许可法》将发挥出其独有的功能。





加强和改进政法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推进依法执政

南昌市司法局 熊晓峰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决定了党对各项工作包括政法工作的领导权。政法工作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政法工作的一大特色。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法部门忠实履行职责、顺利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根本保证。特别是在维护社会稳定任务更加艰巨繁重的情况下，加强和改进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显得尤为重要。
各级党委政法委是党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党委的参谋和助手，肩负着领导、监督、协调、管理、指导、服务政法工作的职能。在当前政法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的形势下，必然要求进一步提高认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大力加强党委政法委建设，充分发挥党委政法委的职能作用，明确职责范围，完善工作机制，落实保障手段，提高领导和管理能力。
一、依法执政实现了党领导方式的转变
从广义上说，党的领导包括党的执政，但党的领导与党的执政毕竟有差别，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对执政和领导的区分，将执政视同为领导，也将领导泛化为执政。但如果我们只看到或强调这一方面，而忽略它们相区别的一面，就容易导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领导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的领导，具有直接性的特点，它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群众运动直接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直接向社会发号施令。而执政则具有间接性。执政主要是执政党通过执掌政权来治理国家，是以国家政权为主体所从事的政务管理活动，是一种国家行为。党不能绕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来治理国家，党也不能越过宪法、法律和司法机关行使领导权和执政权，而只能通过立法、守法、支持司法机关执法来依法治国。这就要求党具备通过国家机器执政的能力。领导与执政的区别还在于：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而执政是党的领导在国家政权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和实现形式。因此，不能把政治领导的手段和方法简单地搬到执政活动中来，不能把政治领导与执政行为混为一谈。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工作重点，将执政能力建设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党的执政能力给出了一个科学而简明的定义：“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
执政能力的核心是依法执政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性质、任务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需要我们党实现领导方式尤其是执政方式的变革，实行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是法治国家对于政党活动的基本要求。作为法定的执政党，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从法理上讲虽不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但是实际上党的执政活动总是同国家机构管理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各级国家机构的政治中心和领导核心，党始终拥有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实质性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标准化是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关键。
依法执政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的“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是指党依照法律进入国家政权并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且依照法律从事对全体社会成员发生约束性影响的国家政务活动。提出“依法执政”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党从治国方略的高度，从法治的层面上解决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的重大举措。执政党对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的管理活动主要是通过国家的法律制度来进行的，因此，执政党能否科学有效地运用法律制度来管理好国家，能否树立法治在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中的权威，是考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　
　　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也要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体现了执政党的主张、人民意愿和国家意志的统一。党的正确主张与法意志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党领导人民制定和修改宪法，把党的主张上升为宪法，反映的就是人民的意志，因为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广大人民群众愿望、要求、利益的体现。宪法是党的正确主张和人民共同意志相统一的法律体现。党员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遵从人民的意愿，维护国家的利益，服从执政党的领导。所有的党组织、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言行，都不得同宪法、法律相抵触。一切违宪、违法的执政行为都可能给执政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害，都是同党的先进性以及“三个代表”的要求格格不入的，应当予以防止和避免。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不是存在于国家之外而是存在于国家之内，不是存在于宪法和法律之外而存在于宪法和法律之内，党不能置身于宪法和法律之外更不能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执政党应当对国家政权机关、经济文化组织、群众团体和各方面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有关立法工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经济工作和其他重大事项的决策，都应当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但是，执政党不是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不应直接行使国家机关的职能。执政党的执政职能是支持和保证它们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各级党组织应按照党章的要求，切实“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二、依法执政要求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方式
要实现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首先必须保证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法各部门中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政法部门或对其工作的领导，其根本要求是保证党中央关于政法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国家宪法法律在全社会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地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方式。要善于通过发挥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优势实现党的领导，善于运用宪法和法律来实现党的领导，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来实现党的领导。
从世界各国的法治实践来看，一国法治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能将法律制度有效地贯彻实施。也就是有无一套良好的法律实施机制，确保法律被良好施行。我国法律从实体和程序等各个方面都对政法机关的活动做出了较为周密而合理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衡量政法机关在具体的执法活动中是否坚持了党的领导，不是看它是否坚持了某个组织、某个领导的意见，而是要看它是否坚持了法律。政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保证宪法和法律得到忠实贯彻执行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
１９８０年１月，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说：“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
党应当通过完善国家司法机构及其机制，发挥政法机关的最佳效能，保证法的全面实施来实现自己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一个国家的司法机构完备，它的政法工作就能有效地全面开展；司法机构的机制完善，就能保证司法机构和谐一致地良好运行，并确保其固有的方向和方针。党领导政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指导国家加强司法机构建设，确保法的充分实现，实现司法公正。早在1979年9月9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党中央就明确指出：“今后，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一种方式，一切社会矛盾和纠纷在其他途径和方式不能解决时，就要通过司法渠道得到公正处理。司法是法治国家使一个社会保持稳定和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的也是最有力的救济手段。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本质要求。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法律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地解决纠纷，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予以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冲突着的双方都存在着利益的差异或分歧。如果依其任何一方单方面的意愿裁决，都可能导致裁决的不公正。如果裁决不公正，首先就不可能平息纠纷，甚至可能使矛盾更加激烈，司法的目的就不可能得以实现，也就违反了司法应有的本质。 如果司法丧失了公正，这个国家或者社会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或者法治社会。而实现司法的公正性，主要取决于司法机关能否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就应当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司法独立绝对不是排斥党的领导和执政，而恰恰是以适应司法专业特点的方式来维护和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实施党的执政行为。司法公正独立完全是有利于维护和坚持执政党领导与执政的制度设计。这是因为，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是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我们的政法机关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设置并在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和人大民主监督下进行活动的，因此，政法机关以独立的方式保证司法公正实现的程度越高，其维护执政党的领导权威和人民利益的作用就越大。相反，如果各方面的“婆婆”都对政法机关的办案活动发指示、批条子，随意干预，使政法机关和办案人员不能独立地、公正地依法做出裁判，则势必损害执政党的威信、动摇执政党的地位。即是说，我们国家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司法机关是党领导建立的，任何人不尊重法律和司法机关的职权，这首先就是损害党的领导和党的威信。当然我们也要防止那种借口政法机关要独立办案而游离于党的领导之外，甚至企图削弱、摆脱党的领导的思想和行为，这是极端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在坚持党对政法队伍的绝对领导的问题上，政法战线的每一位同志都必须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决不容许有任何不同的“政见”，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法工作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法规。
　　三、切实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1、加强政法委对政法干部队伍的管理。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关键在干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性的因素。邓小平同志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必须保证政法工作的主动权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人手里，要切实加大党管干部的力度，认真按照“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要求，坚持党的干部路线，严格按政策，按程序办事，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始终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自觉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作为考察和选拔干部的首要条件，真正把那些对党忠诚、有能力、作风好的人选拔到各极领导岗位上来，切实把好用人关。
近年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党委政法委协助党委和组织部门考察管理干部”，并要求政法委积极主动地履行好协助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考察、管理政法部门领导干部的职责。但在基层，由于领导体制不规范，在实际运作中迟迟得不到落实，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使政法委的职能和职权不统一，管事与管人相脱节，在政法各部门中不能很好地起领导、管理和指导作用。各级政法委要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协助党委及组织部门管理好政法部门的领导班子和干部的任免，按干部管理权限，由组织部门会同上级政法委和同级政法委共同协商推选出一定数额的候选人，政法委对候选人进行详细考察，在此基础上形成考察材料，提出任免意见，按有关程序报批，使政法委更好地承担起协管政法部门领导和指导政法队伍建设的职责。同时要加强政法干部队伍的建设，要从政法工作实际出发，把好进人关，政法部门的工作人员要坚持凡进必考，政法部门的人员进出必须经过政法委，把那些懂法律、责任心强、执法监督水平高、适宜在政法工作的人调整到政法岗位上来，对不适应做政法工作的人员进行清理调整，保持政法队伍的纯洁性。此外要注重培养年轻干部建设好干部队伍。有觉悟、有才华、有作为的年轻干部是我们事业的保证，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离不开各类优秀人才，要通过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以确保党对政法队伍绝对领导的实现。
2、加强和改进政法委调研工作。作为党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政法委要主动做好党委的参谋助手，经常向党委汇报政法工作情况，特别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党委汇报，并提出合理意见，这就要求政法委要及时掌握政法工作的动态，了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新时期，政法机关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在社会主义政法体制建设方面，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政法委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能否解决实际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能否贯彻落实好上级工作部署，离不开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要为上级当好参谋和助手，使安排部署的工作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有的放矢，必须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况。调查研究历来是我党工作的优良传统，是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有效途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手段。日常工作当中许多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很多辛劳，但由于不能很好地提炼升华，工作事倍功半。这其中的关键是分析问题能力不强，没有抓住工作的关键。只有分析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抓住工作的主要矛盾。
调研对政法工作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必须加大投入，强化调研工作。政法工作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公共权力运作过程，政法干警是专业人士，不能按照一般“机关”的方式来运作，也不能将政法干警视为一般的机关干部对待，要求他们在工作之余完成一定的调研任务。即便在法治发达国家，作为学识、水平、地位最高的法官来说，绝大部分也都只是勤勤恳恳、默默无闻的法务专才，真正如霍姆斯、卡多佐、波斯纳等人有心又有力，著书立说的，只是极为少数的，而且，终其一生，著述也一定有限。况且整体而言，作为事后救济，政法工作天然具有“保守性”，政法工作的“权威性”常常意味着以政法工作的“保守性”为前提，因为只有稳定的体制和程序，才能赋予司法乃至法律本身以可预见性，从而使得公民能够事前即可预测后果，善予措置。而调研工作的突出特点是前瞻性和创造性，需要我们发扬创新精神，要在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遵循宪法法律精神的前提下，突破思想障碍和思维定势，努力破除一些条条框框的约束和制约，从那些陈旧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和做法中解脱出来，与时俱进，大胆创新，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努力推出一些能够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这就与政法工作者的实际工作特性不相容，政法工作的这一特殊性要求我们转变观念、更新思路，改变以往全民调研的分配任务性的作法，把政法部门的调研工作统一到政法委来，加强政法委调研部门。目前，市级政法委的研究室一般就是3-5人，他们承担着机关大量的文字任务，独立进行研究的力量显得比较薄弱。而县、区由于编制所限，设研究室的很少，对机关来说，也只有一到两个干部，最多不过3人，调研力量高度分散，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为了强化调研，在干部配备上应该有更大的投入，从力量的重新整合上探索出一条新路子来。如果能将政法部门的调研力量统一到政法委最好，由政法委负责政法系统的调研任务；如暂时无法做到这一步，可将政法部门的调研力量由政法委统一领导、统一调度，调研任务由政法委统一布置，调研课题由政法委统一确定、统一调度政法各部门力量共同完成，这样既加强纵向和横向的联系，加强交流与沟通，又把各级研究的力量联合起来，能对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问题合作开展研究，使得政法调研工作能脱离政法各部门的局限性，加强前瞻性、共通性，更好地反映政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面临的形势，提出工作的方向和思路，更好地为党委决策提供参考，做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
3、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工作。维护司法权威，是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各级党委、政府和党委政法委员会都要从维护党的权威、国家权威的高度出发，坚决防止和纠正影响司法权威的各种问题。加强政法委的执法监督工作具有积极意义与作用。首先，党委执法监督对执法司法中造成的失误具有补救作用。党委开展执法监督对执法司法过程中已经造成的冤假错案,或显失公平，或另有与法院已认定事实有重大出入的案件，建议进一步调查取证或再审,以此避免因权力滥用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其次，党委执法监督对司法腐败具有超前防范的作用。党委及其政法委按照党管政法工作的要求，督促和引导政法机关特别是审判机关建立完善各种内部监督机制和错案责任查究机制，从制度建设上设防，可以有效地解决司法体制上存在的许多漏洞，为预防和遏制司法腐败发挥积极的作用。
政法委做好执法监督工作的重点在于完善执政党通过人大和法定程序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度。在当代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党的监督尤其重要，起着关键的作用。但进行监督不等于党委批案、党委包案、党的个别领导可以批案，党的组织必须摒弃那种以党代法、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事务的做法。对于政法机关的监督，关键是要保证它们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侦查权，而不是要代替它们，或者要求它们依照政策、指示、命令、决定来履行职责。只要其依法行使职权，做到了程序与实体合法，就应当保证它们的法定独立性；即使政法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对于其行为是否合法有异议，甚至已经违法，也应当由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解决，或者在人大依照法律的监督下，由司法机关独立地予以纠正。如果执政党、人大或者其他组织、机构、当事人等认为司法机关的终局裁判不公，或者司法机关做出的司法解释不当，违反了宪法，还可以启动由执政党和人大控制的合宪性审查机制，来发挥“安全阀”的作用，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执政党通过人大和法律对于司法机关的监督，最好的制度安排是首先确保它们独立行使职权，其次才是在它们越权或者失职的最必要的时候，开动监督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