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无线电管理条例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无线电管理条例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福建省无线电管理条例》已经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1998年8月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1998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无线电管理，维护空中电波秩序，有效地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保证无线电业务的正常进行，促进无线电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以下简称无线电台），研制、生产、进口、销售、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的无线电台是指下列电台：
（一）固定无线电台；
（二）船舶、机车、航空器上使用的制式无线电台；
（三）移动通信电话（台）；
（四）其他无线电台。
第三条 省无线电管理机构负责全省无线电管理工作，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派驻各市（地）的管理机构负责所在市（地）的无线电管理工作，受国家或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委托的部门根据委托权限负责本系统的无线电管理工作。
各级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海关、技术监督、城市规划等部门，应按各自职责协助和配合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做好无线电管理工作。
第四条 依法设置、使用无线电台和研制、生产、进口、销售、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其合法权益依法予以保护。
第五条 无线电频谱资源属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国家频谱资源、维护空中电波秩序的义务，有权对侵占国家频谱资源、扰乱空中电波秩序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揭发。
第二章 无线电台的设置和使用管理
第六条 使用除公众移动通信电话外的无线电台必须持有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或其派出机构核发的无线电台执照。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未取得执照或执照已超过有效期限的无线电台，不得使用。无线电台执照不得转借、涂改和伪造。
第七条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无线电设备符合国家技术标准；
（二）无线电网络设计合理，无线电台工作环境安全可靠；
（三）操作人员熟悉无线电管理有关规定，并具有相应的业务技能和操作资格；
（四）具有相应的管理措施。
第八条 设置无线电台，必须向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或其派出机构提交设置无线电台的，申请书和主管机构的审核批件。符合条件的，为其预指配频率；符合条件但使用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委托国务院有关部门指配频率的，或使用军用频率设置地方无线电台的，必须提交国务院有关部门
或军队无线电管理机构的频率使用批件。
取得频率的无线电台可进行试运行；试运行合格的，必须发给无线电台执照。
第九条 使用船舶、机车、航空器上制式无线电台的，应具备第七条第（一）、（三）、（四）项条件，持相关的技术资料，向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注册登记手续，领取无线电台执照。
第十条 使用公众移动电话机的，只须向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委托的运营单位领取《福建省公众移动电话使用证》。
第十一条 无线电台执照的有效期最长为五年，期满后需继续使用的，必须在期满前一个月内向原核发机构办理执照更新手续。
第十二条 无线电台经批准使用后，必须按核定的项目进行工作，不得随意变更台址、电台呼号和有关技术参数，不得发送和接收与工作无关的信号，不得对其他无线电业务产生有害干扰。确需变更项目的，必须办理变更手续。
禁止使用对航空、水上通信导航造成有害干扰的无线电台。
第十三条 无线电台的停用、撤销或报废，必须向原核发无线电台执照的管理机构办理停用或注销手续，并由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或其派出机构监督有关设备的处理。
停用的无线电台恢复使用，须经原审批机构同意。
第十四条 在高山、高塔、高层建筑上或机场周围设置无线电台，应进行必要的电磁兼容分析，从严控制，合理布局。
高山上的单位和高塔、高层建筑的所有者或使用者，不得为他人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提供场所。
第三章 无线电频率管理
第十五条 无线电频率资源实行有偿有期限使用制度，无线电频率可采取划拨、招标或拍卖的形式指配。
指配和使用无线电频率，必须遵守国家有关频率管理的规定。
第十六条 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应根据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对无线电频率的划分和分配，按照权限规划和指配无线电频率。
使用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委托国务院有关部门指配频率的单位或其主管部门，应当作出使用频率的具体规划，并报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七条 已经取得的频率使用权连续一年闲置不用的，由原频率指配机构依法收回。国家对指配频率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频率规划需要调整或者收回频率的，原频率使用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并积极配合。由此造成原频率使用单位或个人损失的，由受益单位给予适当补偿，或由省无线电管理机构采取适当补救措施。
频率使用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转让、更改频率，不得擅自用频率同他人合作。禁止非法占用或出租、变相出租频率。
第十八条 频率的有效使用期限最长为五年；使用期满仍需继续使用的，必须在期满前一个月内，向原指配机构办理续用手续。逾期未办的，使用期满后其频率由原指配机构收回。
第十九条 国家保护合法使用的无线电频率免受有害干扰。频率使用受干扰的，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或其派出机构应及时进行协调和处理。协调和处理的结果，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
第二十条 使用无线电频率的，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缴纳频率占用费。
第四章 无线电发射设备管理
第二十一条 研制、生产、进口、销售和维修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其工作频率、功率、占用带宽和杂散发射指标必须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的有关规定。
生产、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工作频率、功率、占用带宽和杂散发射指标应经国家或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准。
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应事先报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或其派出机构备案。
第二十二条 研制、生产、销售和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应采取措施有效抑制电波发射；进行实效发射试验的，必须向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或其派出机构办理临时设台手续。
第五章 无线电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设置无线电台所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正式使用前应经法定的无线电监测机构检测合格；检测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二十四条 无线电监测机构在无线电监测中发现有害干扰，或者收到举报、投诉的，应当及时查找干扰源；发现不按规定程序和核定项目工作的无线电台，应及时向相应的无线电管理机构报告。
第二十五条 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或其派出机构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行现场检查、取证；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和个人提供有关材料和文件；
（三）询问当事人和证人，制作询问笔录；
（四）进行技术性干扰；
（五）依法封存或扣留违法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
第二十六条 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或其派出机构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对违法电台进行空中警告，或采取有效的技术手段进行干扰：
（一）非法占用、擅自转让或出租频率的；
（二）不按规定程序和核定项目工作的；
（三）逾期三个月不交纳频率占用费的；
（四）泄放有害干扰的。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或其派出机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设备或吊销无线电台执照：
（一）擅自转让或出租、变相出租无线电频率，用频率同他人合作的；
（二）随意变更核定项目、台址、电台呼号和有关技术参数，或发送和接收与工作无关信号的；
（三）生产、进口、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工作频率、功率、占用带宽和杂散发射指标不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技术规定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无线电管理机构或其派出机构依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非法设置、使用无线电台或非法占用无线电频率的，没收设备及违法所得，处以5000元罚款；
（二）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对航空、水上通信导航造成有害干扰的，责令立即改正；未改正的，拆除无线电发射设施，拆除费用由违法当事人承担；
（三）未按时足额缴纳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责令限期缴纳；逾期半年未缴纳的，将其频率收回另行指配；
（四）为他人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提供场所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
（五）转借、涂改、伪造无线电台执照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元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国家、集体或者个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无线电管理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玩忽职守，以权谋私，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1998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8年8月1日
从证据调查到司法公正
主持人的话：严格地说来，司法机关受理的绝大多数案件首先都不是“法律纠纷”，而是“事实纠纷”。换言之，诉讼双方的争议多以事实为核心。诚然，法律上的争议在某些案件中也会占有首要位置，但是，解决这些“法律纠纷”也总是以查明案件事实为基础的。在我们复杂的司法程序中，“重调查研究，重证据”、“合法手段取得证据”等更多是停留在法律从业人员（包括公、检、法、司以及律师等）观念、思想层面上，远未深入到具体行动上。这一点单从这些法律从业人员在处理诉讼案件过程中过多地“纠缠”于法律条文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程度，而不肯更多地把功夫花费在对案件事实的“刨根问底”上就能清楚可见。目前，国内法律院系对证据法学普遍重视不够，尽管有些学者对此十分重视并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但研究成果远不如其他热门专业——比如经济法、民商法、国际经济法等丰硕，教材老化、师资后力不足，都成为证据法学极不发达的“证据”。让人高兴的是，已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证据法学的进步和发展，而且，今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就有代表提出要起草一部“证据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何家弘博士是我国在证据调查学方面颇有成就的学者。他的一些看法对证据法学的进步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吴运浩（以下简称吴）：现在，司法公正问题日益为社会公众所关注。的确，在司法过程中出现了数量不少的枉法裁判的冤假错案，给当事人造成极大损害，甚至生命被无辜地剥夺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贬低了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在这些冤假错案中，十有八九与司法机关在证据调查方面存在严重违法或错误有关。
何家弘（以下简称何）：的确存在你说的情况。在我们的司法过程中，司法机关有时对于证据的取得、核查以及认定工作不够细致、全面，甚至采取非法手段获得证据如刑讯逼供等，造成了冤假错案。我本人曾接触过一些这类案件，案中当事人最后都被弄得非常悲惨，当然可以按照国家赔偿法获得赔偿，但是这些本来数量就很少的赔偿金是无法补偿当事人所受伤害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证据调查问题进行深刻反省和冷静思考。
大家都知道，我国的法律传统是重实体法，轻程序法。大陆法系国家大都有这么一个倾向；而英美法系国家的程序法相对发达得多。我国的法律体系是受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传统影响很深远的。我国的法律传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重刑轻民，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仍保持偏重刑事法律态势。直至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才有较大的改变：民事法律立法工作开始较大程度地发展，其中经济法日益发达。现在似乎有点“重民轻刑”的趋势。程序法随着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陆续出台而趋于完善，但作为程序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据法并不发达。证据问题是涉及司法公正（或者说公正司法）的大问题。目前，重视证据还主要停留在口号上，事实上并未对此提起足够的关注。我个人认为，司法公正更重要的是个案的公正，司法过程中的具体适用程序应该是公正的，否则，法官对个案能否真正公正裁决令人怀疑。假设司法机关的错案率仅是1%，那么对于司法机关来说，错案比例似乎并不算很高，但对于这些个案中的当事人来说，就是100%。错误的法律后果让弱小的当事人来承担，简直是毁灭一击！司法公正，主要是要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也就是案件的证据调查（其中当然包括证据的取得、核查以及认定等环节）问题，公正是最主要、最重要的。事实认定上存在偏差，那么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事实认定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实际上，严格来说，司法机关受理的绝大多数案件首先都不是“法律纠纷”，而是“事实纠纷”。换句话说，诉讼双方的争议多以事实为核心。尽管法律上的争议在某些案件中也会占有首先位置。但是，解决这些“法律纠纷”也总是以查明案件事实为基础的。现在有些美国学者建议把英文中的“法律诉讼”（Lawsuit）一词改为“事实诉讼”（Factsuit），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司法程序中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性。
吴：我赞同你刚才所说的“事实认定是司法公正的基础”。的确，如果事实认定错误，案件裁决是不可能正确适当的，司法公正显然是一句空话。而事实认定又是建立在对证据的获取、核查和认定工作之上的。通过证据来推断发生在过去的事件，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较真”的话，就是为什么“一定是”或“一定不是”呢？毕竟事后收集信息的过程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误差，事实是无法“原汁原味”地再现的。
何：是这样的。在一个具体案件中，案件事实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从一定角度上讲，都是“历史”。这不仅仅是对当事人而言的，对公安人员、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来说更是如此。在司法过程中，司法人员无法直接感知案件的真实原况，只能通过证据来了解案件的本来面目。人们在事后收集和调取的证据到底是不是反映案件真实情况——过去发生过的事实呢？这里的确存在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问题，也就是说，误差还是有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司法人员与历史学家的工作性质很类似，都必须通过现存的材料去查明发生在过去的事件。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所谓的“过去事实的重建”。诚然，无论是司法人员还是律师研究的所谓“历史事件”都属于“现代史”的范畴，而且一般都有活着的“历史见证人”，比如像案件中的现场证人等，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们研究的性质，甚至也不能减少其研究的难度。当面对“过去事实的重建”时，重建准确与否，成为解决案件的关键所在。这跟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真”与“伪”相似。重建所得出的“事实”是否一定与案件发生时真实的情况严格相符？这有点像要求历史学家从事史学研究要“忠于历史原貌”一样。人们对于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件都有一定的倾向性，对这些事件的感知也都有一定的不完全性，不可能对事件的全部信息都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在陈述这些事件或者就这些事件作出结论时都会有意无意地进行“歪曲”。怪不得人们对于历史说“历史？得看它是谁写的！”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也是这样。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也很难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可能大家对此在感情上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一结论，但它是由人们对案件中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历史事件”的认识规律所决定的，这一点也被司法实践经验所证明。
的确，在证据调查过程中，我们有时不可避免地出现所谓“灰色地带”，就是证据中存在非确定性的部分，大家大都是相信科学鉴定的，认为只要是科学鉴定肯定错不了。其实不然，就拿笔迹鉴定来说吧，其中非确定性很强，很难说这个字一定是张三或者李四写的。对于不完整的指纹进行技术鉴定，也是如此。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案件，就连血迹中的DNA鉴定也拿辛普森没办法，其中辩方提出的很重要的一点：这种高精技术的鉴定也存在着极小可能的不确定性。我个人认为，在进行有些技术鉴定时，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结论可能只是非确定性的一种意向，一种可能，而不是绝对肯定的意见。
吴：就目前法律体系而言，我国证据法是散见于各诉讼法中的，如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一些法规或者司法解释，还没有一部系统的、体系化的证据专门法。今年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就有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制定“证据法”。其主要理由是：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单行的证据法典。有关证据制度分别规定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之中。但限于篇幅，规定的内容过于简单，仅对一些重要的、原则性的方面作了规定，没有对具体的内容作出详细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够。建议制定一部专门的证据法，切实加强证据法制建设。
何：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上面已经提到，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证据法是极不发达的。那些散见于各诉讼程序法的证据法规则，也过于抽象，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司法人员和律师更多是从实事求是的主观态度出发，去进行证据调查，这里就缺少一种制度性的、便于操作的具体证据法规则来予以规范。对于证据法规则，不仅老百姓在观念上远远没有这个意识，就连司法人员和律师也都过于片面追求实体法律条文的理解和掌握，对诉讼法特别是证据法规则认识不足，更不用说熟练运用了。这种熟于法条、疏于证据的观念及操作倾向对准确处理案件大有弊端。许多律师不是通过正当手段为当事人积极收集有利证据，或者这方面工作做得远远不够，而是绞尽脑汁想如何规避法律，通过寻找有利法律条文来达到诉讼成功的目的，——当然，我并不否认：律师从法律规定角度精心为当事人制定辩护或代理方案是极其必要的。这里，我只是希望司法人员和律师要把更多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证据调查工作上，因为这才是解决案件的根本和基础。实践经验证明，很多错案的发生都不是因为适用法律不当，而是因为认定事实有误，也就是说证据调查工作上出了问题。上面已经提到，现在律师在办案过程中也不重视证据调查工作，不愿意花大力气去收集证据。他们认为律师的“本事”就在于熟知各种法律规定，知道如何按当事人的需要来解释法律和钻法律的“空子”；甚至认为律师的“主要技能”就是善于用当事人的钱财去建立和使用方方面面的“关系”。实际上这都是法制不健全的表现和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庭审方式的改革，由纠问式逐渐转变为抗辩式，加强庭审在司法程序中的作用，把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在法庭上展开，由双方各自针对所提观点提供相应证据，通过举证、质证、认证，将案件事实搞清、搞透，提高判案水平，减少冤假错案。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首先要掌握的是证据规则，即案件审理过程如何让当事人举证、如何质证以及如何认定证据等等。
吴：谈到证据立法，我认为，恐怕还存在一个事先对证据法学深入细致进行研究的问题。好像目前国内尚未对证据调查形成专门一项专业或学科，除在公安专业院系及少数法学院中有犯罪侦查学课程，与此有较大关系外，在大部分法学院法学专业中对证据法学并未成为单独一门学科或课程，只是在学习诉讼法类专业课程时顺带学习。当然，这与目前社会上对经济法、民商法、国际经济法、金融法、知识产权法等热门法学专业需求非常大，而侦查学、证据学专业相对冷门不无关系。
何：客观地讲，国内对证据法学研究还相当落后，连一些基本概念认识上也并不十分清晰。比如，什么是证据？证据，顾名思义，即证明的根据。在《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里面似乎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既然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似乎就没有必要再经过查证属实了。我个人认为，这个概念表述得就不太严谨。也正是有这样一个概念较为模糊的证据的定义，人们对于“证据还能有假的”表现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其实，证据是真是假，只有通过司法程序认定后，才能有结论。当然，通过司法程序认定的证据也不见得一定不会假，要不然那么多冤假错案怎么出来的？！我们以往的证据法学的研究，对于国外的一些证据制度在认真研究之前就拒之门外了。例如备受批评的“自由心证制度”，以前我们曾错误地认为：“自由心证”是说法官在证明案件事实时可以不顾客观规律随心所欲地想怎么证就怎么证，这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证据理论，是反科学的证明观。其实，自由心证制度是相对于法定证明制度而言的。法定证明制度是指证据规则事先被制定出来，法官只能据此认定证据的价值，而自由心证（英文翻译应为自由证明）制度则是法律对于证据规则事先并不作规定，由法官来使用和裁决，只要求法官对证据认定要达到“内心确信”。自由证明制度主要主张是各个具体案件情况各不相同，社会生活也是不断发生进步和变化的，立法者事先无法制定一套恒定不变的证据规则，所以应该赋予法官自由裁量证据的权利。自由证明和法定证明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给法官评断和运用证据的自由。换句话说，是由法律事先规定出评断每一种证据价值的标准，还是让审判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评断。当然，即使是在主张自由证明制度的国家，其司法人员的证明活动也不是毫无规则的。不过事实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已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自由证明的思想。鉴于目前中国的现实国情，法治化进程需要的时间还很长，司法人员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在证据立法思路上应以趋向法定证明制度为宜，使证据规则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当然还要同几个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相互协调。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吴：现在，不少的法律服务机构比如律师事务所成立了社会调查业务部，代理进行商务调查、诉前取证等。有的号称“私人侦探”、“中国的福尔摩斯”等。当然，我们国家还不允许出现私人侦探。有时，我在担心这样一个问题：证据取得手段或途径一定要合法、正当。这种担心在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中也存在。不少冤假错案，就是因为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导致而成的。
何：你所讲的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问题涉及证据调查法学上的证据排除规则。就是说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尽管这些证据是真实可靠的，而且确确实实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但它们仍必须被排除在证据之外，这是因为获得这些证据的手段不合法。在美国，司法制度中对此专门有所涉及。这就是所谓“毒树之果”法则（The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
Doctrine），指的是有毒的树上结出的果实也一定有毒。对这一观点，我们有时无法全部理解和接受，以为“只要对破案和判案有利，应该采取一切手段和方法，哪怕是违法的手段”。这还是与我们不重视司法程序的合法性的观念有关。目前，我们的法冶环境日益进步，司法程度的合法性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证据调查工作中越来越重视手段的合法性。
吴：还是让我们回到开始的话题上来吧。现在从中央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都十分关心遏制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问题。目前，就法治环境而言，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要加强证据调查立法工作，提高证据调查水平。
何：纵观我国法治建设，其中落后环节是执法，即执法不严和执法不准。司法过程中的此类现象实在太令人担忧了。从目前法律体系来说，我们在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有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已经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但突出问题就是执法不严的问题。这里所提到的执法不严也包括执法不准。“严而不准”等于“不严”。提高执法水平必须以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为基础，因此必须强调证据的重要性，必须强调证据调查工作的重要性。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在司法活动中必将越来越重视证据。“重证据”必将从一个抽象的执法口号发展为一系列的执法行为规则。而证据调查工作也必将成为各种司法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何家弘：男，满族，1953年生，1983年获法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法学硕士学位，1993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副主任，兼任北京市刑侦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物证技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行为法学会理事，国际刑法学会中国分会会员，欧美同学会会员。现已出版《同一认定——犯罪侦查方法的奥秘》、《私人侦探与私人保安》、《审讯与供述》、《刑事证据大全》、《外国犯罪侦查制度》、《法律英语实用教程》、《毒树之果——美国刑事司法随笔》、《域外痴醒录》、《证据调查》（与他人合著）以及《人生黑洞——股市幕后的罪恶》等四部推理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