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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歌舞厅演出人员管理规定（修正）
厦门市人民政府


(根据2001年1月21日发布的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97号将本文废止)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歌舞厅演出人员的管理，把歌舞厅办成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娱乐场所，根据国家、福建省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辖区内歌舞厅（包括音乐茶座、钢琴酒吧、钢琴咖啡厅、音乐文化酒廊）演出的乐员、唱员、舞蹈演员等演出人员（包括外来演出人员），均须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歌舞厅演出人员应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注重社会效益，反对一切不良倾向，自觉遵守法律和各项管理规定。
第四条 歌舞厅演出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㈠ 应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
㈡ 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
㈢ 具有与演出活动相适应的政治素质。
第五条 参加歌舞厅演出活动的演出人员须按下列规定向厦门市文化局提出申请，经考核、登记注册、领取《厦门市音乐茶座、舞会乐员、唱员演出证》后，方可从事演出活动。
㈠ 本市已受聘的专业文艺团体演员，原则上不得参加歌舞厅的演出。特殊情况，必须由单位向厦门市文化局申请批准。
㈡ 本市学校在职的教职员工，必须持有市教育主管部门的介绍信、本人身份证；企事业单位的职工须持所在单位介绍信、本人身份证；待业人员须持街道办事处的审查意见和本人身份证、待业证申请办理。
㈢ 外来专业文艺团体演出人员，必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地市以上文化主管部门介绍信和厦门市外来人口暂住证申请办理。
㈣ 外来非专业文艺团体演出人员，须持本人身份证、所在地区、单位介绍信和厦门市外来人口暂住证申请办理。
第六条 演出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㈠ 演出人员持有的《厦门市音乐茶座、舞会乐员、唱员演出证》只限本人使用，遗失者须重新申请办理，严禁无证演出。
㈡ 演出人员在持证演出的同时，必须与所聘的歌舞厅签订20天以上的合同；双方不得在合同期内违约。《合同书》须一式三份，双方各持一份，一份报厦门市文化局备案。
㈢ 演出人员必须参加一年一度的业务考核。
㈣ 演出人员不得擅自串场，因故变更演出场地，须向发证机关申报。
㈤ 演唱、演奏的歌、乐曲，须以国内电台、电视台公开播放和国家出版部门公开发行的录音带、唱片、雷射视盘曲目为准。严禁演唱、演奏有损国格、人格、内容反动、色情淫 或格调低下的歌、乐曲。严禁篡改歌词。
㈥ 演出时要衣着整洁、仪容端庄、舞风端正、讲究文明礼貌，不得吸烟，不准谈笑打逗。节目主持人或报幕员在主持节目过程中，须举止端庄大方、语言健康文明。严禁行为轻佻，语言低级庸俗。
㈦ 演出人员不得到顾客席中陪坐，严禁陪酒或下舞池跳舞及陪舞。
㈧ 演出人员须按月交纳个人收入调节税和总收入3％的管理费。
第七条 参加歌舞厅演奏的乐队、乐员要保持稳定，不得临时凑合。乐队须推选一位队长，负责本队组织工作和节目排练工作。
第八条 文化主管部门和检查人员应认真履行职责，对演出人员进行经常检查、监督和指导。检查人员执行职务时须出示证件。
第九条 违反本规定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条 本规定由厦门市文化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1年5月16日
增设中间环节交易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利益，并不直接收受请托人财物，而是授意或者默许请托人与第三人进行交易，以第三人为周转财物的纽带，故意转移利润，意在收受贿赂的行为。它是交易型受贿罪的一种。这种类型的受贿，由于介入了中间环节，行受贿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权钱交易，其犯罪意图被切断，导致主观犯罪故意认定出现障碍;加之掺入多个市场行为，需要区分合法买卖与权钱交易，犯罪因果关系认定复杂，增加了司法实践中的查处难度。对于这种类型的受贿，要把握以下几点。

一、请托人(行贿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交易行为，明显偏离了正常的市场优惠价格且第三人受益。这是认定增设中间环节交易型受贿的前提。市场有其内在的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市场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市场主体通过交易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达到双方的互利互赢。如果交易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一方明显受益，另一方明显受损，双方在没有重大误解的情况下自愿接受显失公平的交易，其实质就是贿赂目的制约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判断交易行为是否显失公平，最直接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交易价格。因为价格是交易的核心，直接决定了交易双方的经济利益。正常的优惠价格是市场主体促进营销获取竞争机会的一种手段，只有那些明显偏离了正常市场优惠价格的交易行为，才有可能被纳入受贿罪规制的对象，这也是增设中间环节交易型受贿与低买、高卖交易型受贿的共通之处。但是，后两者交易的主体双方是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而前者交易的主体双方则是请托人与第三人。

正常市场优惠价格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优惠价格必须经过决策方集体研究决定，或者决策方主要负责人均知晓这个优惠价格的存在。优惠价格既然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是营销策略的表现形式，必然需要经过集体决策，或者虽未经集体讨论，但其主要负责人均知晓优惠的价格及幅度，否则就可能是不公开不透明下的权钱交易。第二，优惠价格在交易时就已经事先存在并且有效。优惠价格具有预设性、有效性和非特定性(不是针对特定人设定)等特点。交易行为发生后，无论市场如何变化，价格如何回落，都不作为评价是否构成受贿罪的基准价格。第三，优惠价格是距离“交易时”最近的一次优惠价格。市场营销过程中，经营方可能会根据市场的需要对优惠价格作一些调整，在双方进行交易时可能已经存在多个不同的优惠价格。但不论有多少次调整，价格波动情况如何，均应当以距离交易时最近的一次优惠价格作为基准价格。因为，只有这个时候的优惠价格才最为接近“交易时”，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认定标准。

二、第三人与其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特定的关系。这是认定增设中间环节交易型受贿的核心。请托人与第三人进行明显偏离正常市场优惠价格的交易，直接获得利益的是第三人，而并非国家工作人员本人。第三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应当具有怎样的关系，才能使其获得的利益能够从法律意义上归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或者被整体评价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了行贿人的财物，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国家工作人员授意请托人与自己同学所在的公司进行偏离正常市场优惠价格的交易，能否构成本文中的增设中间环节交易型受贿?

笔者认为，受贿罪的本质在于国家工作人员与行贿人之间的权钱交易，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是受贿罪客观构成要件，要将第三人获取利益的行为评价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必须进行“第三人收受财物等同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实质判断。因此，第三人必须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特定的关系。

这种特定关系，表现为对财产或者利益能够共同占有、使用和处分。近亲属由于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生活，有着相互扶养的权利义务，能够对财产、利益共同占有、使用和处分。国家工作人员的情人，由于与国家工作人员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利益关系，事实上能够形成对财产和利益的共同享有。除此之外，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共同投资人，也能够基于相互间的投资份额、比例对财物进行分配，从而使其获得的财产、利益部分归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因此，笔者认为，第三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表现为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第三人即“两高”司法解释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至于同学、同乡等等，因为与国家工作人员主要是情感上的联络，不是共同的经济利益关系，即使其以明显偏离正常的市场优惠价格获取高额利润，如果不能证明该收益由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共同占有，就不能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三、第三人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益。这是认定增设中间环节交易型受贿的关键。请托人之所以愿意与第三人进行显失公平有违市场交换规则的交易，就是基于第三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请托人能够通过第三人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手中的公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交易价格与偏离正常市场优惠价格之间的差额，正是公权力被出卖的对价。尽管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幕后的权钱交易因第三人或更多人的介入而被切断或者掩盖，但其与请托人的职务管理行为却是直接的、客观存在的，即国家工作人员是管理的一方，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请托人是管理的相对方，双方有着直接的职权联系。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及形成的便利条件，暗中承诺、实施或者实现为请托人谋利益，这是双方增设中间环节的真正原因所在。

在司法实践中，查证增设中间环节交易型受贿，侦查人员必须由表及里，由外到内，由事物的现象发现其本质。具体路径可以为:首先，从明显偏离正常市场优惠价格的交易出发，查找交易的双方主体;然后，以获得明显利益的一方为中心，考察其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具有联系，具有怎样的联系，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最后，分析与明显受益方有着特定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与不对等交易的利益提供方是否具有职权联系，是否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谋利益，是否明知利益提供方与其特定关系人的交易行为。如果上述查证均能成立，就可以判断利益提供方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增设中间环节交易这一形式，行权钱交易之实。

(作者单位: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第一作者为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