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舆论对法律大众化的影响和作用/崔文茂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6 03:14:54 浏览: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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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舆论对法律大众化的影响和作用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法制宣传教育是一种公共教育产品。教育的功能是传输知识，传输人类积累的经验，法制宣传教育就是传输法律知识的一种普及性的教育方式。 如果没有法制宣传教育，大众获得司法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专门法律知识训练机构法学院，专门司法机构法院、检察院及专门的司法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等，只能提供对专业人员的法律教育，对社会公众的法律教育力所不能及。 对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仅靠这些机构进行法律教育和培训是不够的，我们的大众媒体参与法制宣传，才会有数亿大众获得法律知识和法制教育。我国大众媒体早已经开始参与法制宣传和法律知识传播工作了，《法制日报》等报纸和杂志进行着更加专业的法制宣传。这些媒体在这些方面已经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获得公众的接受和好评。
在当今复杂社会里，由于个人学习能力的提高，外来知识的介入，多元价值的融合，不同文化与观念的交叉并存，都使得法律知识的专门训练很困难。因为在今天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复杂社会情况多变，我们接受信息最快的方式和渠道更多的不是从书本上，也不是在课堂里，而是从网络上，或者在电视里，或报纸杂志上。 这些按照分秒来计算信息流量的电子化的传播科技，给大众媒体提供了对公众巨大的影响力，各种媒体给我们提供了图文并茂、有声音有画面的信息。这些信息的真实程度和生动程度都比文字信息更加丰富，更加复杂。这些信息技术让我们的社会大众可以更有深度和广度地观察复杂社会的各种画面和各种声音，阅读各种信息和各种观点，连续不间断的这种社会全记录信息，将给我们的学习带来不断的革命。这些正是宣传，特别是法制宣传所特有的功能。
我们今天几乎离不开公共媒体，因而也就必然受到媒体的影响，也许在当前影响我们大众生活最大的就是媒体。如果让这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媒体发挥更大的法制宣传教育功能，并将法律知识，特别是新知识普及到大众，使大众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就像大众具有基本的健康知识一样，一方面将减轻医院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将由于自己的健康水平提高而使生活更美好。法律知识的大众化普及也是如此，一方面必将减轻各种案件对法院等司法机关的压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公民自己的法律知识提高，避免各种纠纷发生的可能性而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幸福。 大众媒体宣传法律知识和法制理念是普法工作最有效、最节约社会成本的方式 。用大众媒体对公众的巨大影响作用来宣传法制，进行法律知识的教育，将造福于我们的社会大众.
伟人邓小平曾说：“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在于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法制宣传教育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法制观念的树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这是法制宣传教育必须遵循的规律。我们要充分认识法制宣传教育的长期性、艰巨性，又要坚持从细微处入手，从点滴做起，真正把法律和法治的精神交给亿万人民群众。让我们携手同行，扎实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不懈奋斗。
财政部关于改进中央预算收入对帐办法的通知
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改进中央预算收入对帐办法的通知
1995年9月26日，财政部
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1994年以来，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原中企驻厂员机构）按照我部有关文件精神，开展了中央预算收入对帐工作，纠正了大量的各级预算收入入库级次相互混淆的问题（以下简称混库问题），维护了正常的财税秩序，成效是明显的。为了适应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使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更好地履行中央财政监督职责，提高工作效率，经研究，现对中央预算收入对帐工作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一、将收入对帐工作与中央预算收入监督检查结合起来
要改变原有的按月（或季）进行单纯对帐的方法，将收入对帐工作溶汇于中央预算收入的各种日常和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当中。今后，各地专员办事机构在开展各种形式中央预算收入的财政监督检查工作时，要将预算收入入库级次的检查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要在借鉴对帐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有选择、有步骤地在中央企业所得税、中央企业兴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所得税、中央与地方联营或合股企业的所得税、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区域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所得税以及各类企业增值税、消费税等项目中确定重点，常年开展税款解缴、征管和入库情况的全方位监督检查。
二、严格执法，及时调整预算收入混库问题
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在各类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的预算收入混库问题，均应按《国家金库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通知并督促有关征收机关和金库按规定科目进行更正，并抄送当地财政部门。既要将误入地方金库的收入及时调入中央金库，也要将误入中央金库的收入调入地方金库，有关征收机关和金库应及时将混库更正结果反馈给专员办事机构。
有关部门无正当理由拒绝办理更正的，或无理阻挠更正的，专员办事处要及时向财政部报告。
三、对于无法就地更正的混库问题要报部扣款
对于各类财政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的混库问题，应就地及时予以调库。个别因特殊情况无法就地更正的问题，由我部通过财政结算扣回。为了便于我部做好这项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专员办事处应于年度终了后填制《——省（区、市）报部办理混库扣款一览表》（见附表），送当地财政厅（局）核对签章后连同混库原始凭证，于3月底以前报部地方司和财政监督司。
附件：省（区、市）报部办理混库扣款一览表
制表日期：199 年 月 日 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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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混库问题 | 中央收入混入 | | 制发更正通知 | |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
| | | 混库情况说明 | | 未更正原因 | |
| 的缴款书号码 | 地 方 金 额| | 时 间 | | 财政厅（局）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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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财政厅（局）签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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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签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注：1．“混库情况说明”用于简要说明混库项目、原因及其他有关情况；
2．对于地方财政部门提出不同意见的混库问题，专员办要逐项附报混库证明材料。
陈少英 华东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滥用公司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格否认/反避税
内容提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数目不断增多，公司形式日益复杂，公司及其股东利用公司法人格进行税收规避的行为日趋严重，其手段更加多样化并具有隐蔽性，损害了国家的税收利益，给社会经济造成不良后果。本文通过对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进而避税的两个案例的实证分析，指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税法中实际上已有规定并运用于实践。为有效地衔接公司法和税法的相关规定，有必要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反避税中的适用作进一步探讨，以期更好地规制企业的避税行为，并使其承担起社会责任。
公司法人格否认是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之目标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1]我国2005年修订《公司法》，在公司法中正式确立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如今，该制度不仅在民商法和民事诉讼法中得以运用，而且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公共政策领域也得到运用。笔者通过近年在我国发生的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的避税案例，探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反避税中的规定和适用问题。
一、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的避税案例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税问题引起国家税务部门的重视，并陆续颁布相关规定予以规范。目前已有税务部门最终裁定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转让其在中国投资所取得的转让所得，需要在中国缴纳预提所得税的案例。其中，重庆渝中国税否定新加坡中间控股公司案和江苏江都国税取得迄今为止最大单笔非居民间接转让股权税款案具有典型意义。
（一）重庆渝中国税否定新加坡中间控股公司案[2]
2008年5月，渝中国税通过合同登记备案发现重庆A公司与新加坡B公司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新加坡B公司将其在新加坡设立的全资控股C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重庆A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6338万元，股权转让收益900多万元。渝中国税在进一步调查后核实，目标公司C公司实收资本仅为100新加坡元，该公司持有重庆D公司31.6%的股权，除此之外没有从事其他任何经营活动。因此，新加坡B公司转让C公司股权的实质是转让重庆D公司31.6%的股权。具体交易如下图所示：
（二）江苏江都国税征收非居民间接转让股权税款案[3]
2010年6月，江苏省江都市国税局对迄今为止国内最大一笔境外非居民间接转让国内企业股权所得征税入库，入库税额高达1.73亿元人民币。本案中，境内企业扬州诚德钢管有限公司（简称“A公司”）是江都市由江苏诚德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凯雷投资集团（简称“凯雷集团”）合资成立的公司。其中，凯雷集团所属C公司通过香港的全资子公司（简称“B公司”）占有A公司49%股权。2010年1月，C公司在我国境外向美国Precision Castparts Corp.（PCC）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司普斯亚洲有限公司（简称“D公司”）整体转让B公司，并取得巨额利得。该案交易前后，江都国税局就相关事实进行了深入调查，并与C公司进行艰难谈判，认定B公司属于“无雇员、无其它资产和负债、无其它投资、无其它经营业务”的“特殊目的公司”。最终，C公司同意按本次股权转让所得缴纳非居民企业所得税；5月18日，C公司美国总部缴付254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73亿元）税款到账。具体交易如下图所示：
（三）两案例是“刺破公司面纱”的反避税尝试
利用公司独立实体，实现公司股东规避法定纳税义务的目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绝非少见。特别是一些跨国企业集团，在避税地设立各种名目的基地公司，将公司独立人格用于减少税负之目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在这一领域就可以大显身手，以揭开只为避税目的而存在的公司面纱，令纳税人履行必要的纳税义务。对此，各国政府都采取积极措施，通过受控外国公司税制，防止投资者利用公司形式而不履行一个独立实体的纳税义务。例如，加拿大一钢铁制造商在巴哈马设立一附属子公司，然后将母公司以前直接进口的钢材改由子公司去购买，再卖给母公司。这样，母公司将它的部分利润留在避税地巴哈马的子公司中，根据税法的规定，母公司可随时将这些利润调回加拿大。法院即否认公司法人格，裁决对母公司的这些利润征收所得税。[4]又如，某英国公司拥有三个在肯尼亚注册的公司，尽管公司章程确认各个公司的董事会均应在肯尼亚召开，但事实上三个公司均由其英国公司控制、管理；法院认为，在肯尼亚注册实为一个骗局，三个公司的住所地均应为英国，并应在英国纳税。[5]在我国已有资料显示：一些跨国公司在避税地设立各种名目的基地公司，每年避税达300亿元人民币以上。[6]2007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专章设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反避税制度，其中第41条至46条明确对转让定价避税、避税地避税、资本弱化避税等作了禁止性规定。该法第47条作为兜底性条款弥补了列举式规定不能穷尽所有避税方式的缺陷。上述两个案例正是我国税务机关对非居民企业滥用公司组织形式规避股权转让所得税而启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进行反避税的尝试。与受控外国公司税制不同，这里不仅仅是揭开公司面纱，令其履行纳税义务，更是刺破或穿透公司面纱，令控制公司承担纳税义务。
二、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彰显于我国反避税的税收立法
公司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公司享有独立人格，公司股东对于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公司独立人格制度有利于集中资本、扩大投资并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巴特尔（Butter）指出：“有限责任公司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其产生的意义甚至超过了蒸汽机和电的发明。”[7]但公司独立人格制度最重要一点在于它割断了公司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天然联系，在股东直接支配公司资产，并滥用公司的控制权，侵害债权人和社会公众利益时，被侵害者由于只同公司存在法律关系，不能向公司背后的股东主张权利。这就为股东特别是控制股东谋求法外利益创造了机会，使其成为股东规避法律责任的工具。
如前述案例中，根据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第3条第3款规定，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第37条规定，对于非居民企业取得上述所得应缴纳的所得税，实行源泉扣缴，以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税款由扣缴义务人在每次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时，从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的款项中扣缴。然而，外国投资者（非居民企业）在向中国境内投资时，出于避税目的，通常在境外成立特殊目的公司作为中间控股公司。对此，《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规定，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那么何谓“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20条的解释，是指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从各国法律来看，似乎并未对何谓“合理商业目的”标准做出一个统一的定义。英国在判例中曾经试图对“商业目的”标准做出定义：在IRC v.Brebner一案[8]中，法官认为“商业目的并不必然与财务有关，比如，为了防止被接管也是一个正当的商业目的。应当将可能量化的税收利益与商业利益进行比较衡量，看孰轻孰重。”在IRC v.Plummer一案中，法官认为“主要目的必须是真实的商业目的，而不是为获取税收利益。”在Philip Brothers Chemicals Inc.v.Commissioner一案[9]中，法院认为案件中的离岸空壳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其进行了任何实质上的商业活动，也没有获得任何收益，并引用了大法官LearnedHand在另一个案件中的判决，认为一个公司必须从事除了避税以外的工业、商业或其他活动，才能将该公司排除在避税目的范围之外。换言之，“公司”一词应指那些进行了正常意义上的“商业”行为的公司，并且逃避税收并不能被认为是正常意义上的“商业”行为。因此，法院认为，该离岸空壳公司的设立不具有任何商业目的，而向纳税人补征100%的税款。
首先对“合理商业目的”予以界定的国家也是英国。在Ramsay一案[10]中确立了界定“合理商业目的”的拉姆齐规则。在该案中，法官认为法院可以根据整个安排去判断可能产生税收上后果的任何一项交易的法律本质，而不局限于依据该避税安排中每个单个的交易来判断真伪。假如这项避税安排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并非一个个独立的交易行为，而且其并不在实质上产生收入或者损失，并不影响纳税人的收益，其可以在税收上视为无效。换言之，对于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判断，需要建立在对所有相关的事实和情境进行客观考量和合理推断的基础之上。从英国对“合理商业目的”界定的结果来看，似乎也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明确定义。
鉴于在实践中很难理解和掌握“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辨别标准，国家税务总局在《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 2号）第92条中规定，税务机关可依据所得税法第47条及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20条的规定对存在以下避税安排的企业，启动一般反避税调查：（1）滥用税收优惠；（2）滥用税收协定；（3）滥用公司组织形式；（4）利用避税港避税；（5）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对于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行为的涉税事宜，国家税务总局又在《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 698号）中明确指出：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如果被转让的境外控股公司所在国（地区）实际税负低于12.5%或者对其居民境外所得不征所得税的，应自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被转让股权的中国居民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提供规定的材料；主管税务机关对境外投资者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后，如果认为转让行为属于境外投资方通过滥用组织形式等安排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且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从而规避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则主管税务机关层报税务总局审核后可以按照经济实质对该股权转让交易重新定性，否定被用作税收安排的境外控股公司的存在，对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居民企业的股权所得进行征税。
在税法中，可从以下几方面初步判断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是否负有纳税义务：第一，被转让的公司没有或几乎没有其他经营活动；第二，被转让公司的资产、规模和人员较少（或小），与所得数额难以匹配；第三，被转让公司没有或几乎没有对居民企业的控制权或处置权，也不承担或很少承担风险；第四，被转让公司所在国家（地区）对有关所得不征税或免税，或征税但实际税率极低。如被转让企业符合上述情形，则很有可能被我国税务机关认定为“无雇员、无其它资产和负债、无其它投资、无其它经营业务”，即“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而否定被转让企业的存在，非居民企业由此需承担纳税义务。
如今，外国投资者（非居民企业）在其与我国境内被投资企业之间插入一个在境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作为中间控股公司以实现避税的模式，在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框架下已经受到了直接的规制。然而，如果外国投资者设立了多层次的中间公司，比如先设立一个BVI公司，然后在BVI下面又设立一个“导管公司”，然后境外投资者转让BVI公司，那么我国现行所得税法的规范效力或者规范的效果能否涉及到该外国投资者，尚值得商榷。当然，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中采有“实际控制者”的提法，但如何界定“实际控制者”在税法上并不十分明确，实践操作对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中间间隔的层次越多，税务机关获取完整信息的难度也越大。因此，面对多层次的中间公司，有待于对公司法人格否认作进一步探讨，以求立法和操作更加完善。
三、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于我国税法的理论探讨
（一）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适用于反避税的场合
在民商法上，法人格否认适用的领域主要是四个：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利用公司规避合同义务、利用公司规避法律和公司法人格形骸化。但在税法上，日本学者小树芳名认为将法人格否认具体运用到税法的什么领域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法人设立无效的场合、法人的设立与经营仅以减少税负为目的的场合，可以适用法人格否认；除此之外，都应该慎重。[11]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内税务局和法庭会承认根据州法律赋予的公司的法律人格。但是，在例外情况下，公司也会因为缺少实质而被否认其法人格，关键是看在公司层面上进行或者从事商业活动的程度。公司越是介入贸易或者商业活动，它就越不会被认为是一个虚假交易而被否认其独立实体的地位。[12]因此，在反避税中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场合主要有两个，即利用公司规避法律义务和公司法人格形骸化。
